蜀地震怒。

在“权奸压力虽大，匹夫志气难夺；贼臣羽翼虽丰，众人公怒难犯”的鼓呼中，保路运动掀起了小高潮。《蜀报》总编朱云石甚至提出组织民兵，暴力对抗。

御史欧家廉上疏严劾盛宣怀二十多条罪状，川籍、鄂籍京官纷纷跟进，一时间唾沫横飞。

漩涡中心的盛宣怀仍旧迷信权力，这几乎是所有商人出身的国人挥之不去的宿命。

他收买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绕过董事会，直接任命其为政府委派的川汉铁路宜昌段总办。

川路公司当即反弹，召开股东会，开除李稷，并筹划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示威运动。

载沣慌了，叫来盛宣怀商议。两人一致认为，乱世用重典，必须找一个作风强硬的人坐镇四川。

三天后，一封苦心孤诣的弹章通过驿站送到了北京：

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臣知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怀之忠，亦必不惜损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优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应请皇上天恩，准治臣以盛宣怀同等之罪。既谢外人，使知发难者臣；又谢盛宣怀，使知纠弹者臣。

效果立竿见影——王人文纵民酿祸，着革职进京。

带着满腔遗恨，王大人恓惶北上。

仅仅几天时间，加入“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川民就达到十多万。各府县相继成立分会，形成了覆盖全川的网络。

不管运动朝哪个方向发展，王人文清楚，自己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生涯都即将结束。

为给仕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弹劾盛宣怀。

亲信周善培劝道：“言而听，诚朝廷之福，四川之幸；言不听，必有谴，轻亦革职，重且不可测，望公熟虑。”

王人文叹了口气，愀然道：“吾以一进士，不三十年，擢居此任，朝廷待我厚矣。值此国家存亡，岂能计个人祸福，默不言耶？”

周善培不再多说。

专门领导保路运动的非法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在会场宣布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分任正、副会长。

在场旁听的王人文明白，人生最大的一次抉择，终于到来了。

云南人王人文站了出来，向大会宣布：“诸君热心爱国，吾何惜一官？誓与川人相始终！”

排山倒海的掌声经久不息。

他摸出一份《蜀报》，大声朗诵起自己刚刚发表的文章：

既收我路，便须还款。人情天理，势所必然……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嗟呼盛尚书，川人诛不尽，尔亦徒劳矣！

接下来上台的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罗副议长比较通俗，动情道（用四川话读更有感觉）：“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叔伯们！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

台下涕泗横流，哭声连连，待罗纶讲完，“打倒卖国奴盛宣怀”的呼声已响彻全场。

当公义与私利融汇，国仇同家恨合流，其迸发出的张力足以令任何独裁者瞠目。

问题是，到时路权还在不在中国都不好说，即使在，通车根本就遥遥无期。事实上，川汉铁路真正全线贯通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

路、款皆夺，盛宣怀成功荣膺四川人公敌。

王人文还想再争，邮传部已下令给垂直管理的成都电报局禁止再发有关铁路的邮电。

交涉渠道堵死，形势骤然失控。

1911年6月17日，赤日无光。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总计两千余人，云集在铁路公司举行控诉大会。

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公司高管、曾任度支部主事的邓孝可。

最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盛宣怀的逻辑是：川路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租股，即农民的散碎银两，余款总额虽大，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而且，经年日久，农民或许早已丢了收据，或许在层层倒卖中成了糊涂账。总之，这笔钱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个别经办人员侵吞。

既如此，还不如纳入中央财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导下，盛宣怀和度支部酝酿出台了专门针对四川、比其他各省更为苛刻的收路方案：余款不退，全部转为国有。发给商民国家股票，将来盈利可以分红。

国产价值观里最混账的一条莫过于：因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盛宣怀的逻辑是：川路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租股，即农民的散碎银两，余款总额虽大，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而且，经年日久，农民或许早已丢了收据，或许在层层倒卖中成了糊涂账。总之，这笔钱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个别经办人员侵吞。

既如此，还不如纳入中央财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导下，盛宣怀和度支部酝酿出台了专门针对四川、比其他各省更为苛刻的收路方案：余款不退，全部转为国有。发给商民国家股票，将来盈利可以分红。

二、只退余款，已用拒不承认，把包袱扔给地方政府或那些大股东。

第一种方案正是王人文积极争取的——实在无法商办，至少不要给商民造成损失。

问题是，在盛宣怀看来，所谓的“已用之款”根本没用到正道上，就是亏空，第一种方案完全不用考虑。

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说服，至少不会酿成民变。

可惜，盛宣怀属于那种干坏事都干得理直气壮的，他选择了一条挑战所有人底线的不归路。

国产价值观里最混账的一条莫过于：因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川绅自知理亏，集体呈请朝廷，百般辩解，并试探着问了一句：

从前已收已用股款，将来如何退还？

为了施压，还不忘把升斗小民推到前台：

小民最恐本息俱无，款归无着……

出轨的和谐号

川路公司账面上还有七百万两余款，盛宣怀有两个方案可选：

一、余款退给商民，已用之款转为国家股票，再慢慢退本还息；

与此同时，载沣起复投闲已久的端方为督办川汉铁路大臣，具体操办收路事宜。

此差可谓万人艳羡——还有比政府接收大员来钱更快的职业吗？

端方的铁路大臣，行辕设在汉阳。乃至同城为官的湖北布政使连甲拐弯抹角地找到袁世凯，想通过他走端方的门路，谋一个“会办”的兼差，捞笔丰厚的外快。

纸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盖煌煌上谕，将之前那封指责川绅“误国殃民”的朝旨公布了。

事实上，朝旨并没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折腾得民穷财尽也没见着铁路的影子，还搞出一堆财务窟窿。

载沣漠然以对，绕开新成立的皇族内阁，直接跟邮传部和度支部协商决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于日后局势崩坏，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拒绝为此负责，态度极其冷淡。

其实，度支部掺和进来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四国银行团的贷款是救命钱，载沣要拿来缓解财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给王人文的回电很不客气地将川绅定性为“巧借铁路筹款，专事苛虐小民”的土豪劣绅，并斥责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亏倒巨款”。

王人文担心刺激到绅商，将朝廷的斥电捂了一个星期，再次上奏苦劝。

回电却愈发严厉：

览奏殊为诧异，王人文着传旨严行申饬。

机灵的已然会意，走出会场，带着哭丧团朝总督衙门走去。

四川总督，此时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将督署大门敞开，在大堂檐下摆了一张长案，神色泰然地立于案上，静候请愿团。

王人文素以开明著称，川绅被他凝重的表态感动了：

总督职在为民，民有隐，职当代请。请而不得，去官，吾职也，亦吾所乐也。

奏请的电报很快传到权力顶端，王人文避而不谈“铁路国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当有万全之策，切不可操之过急。

将民愤瞬间点燃的是几天后朝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出让筑路权的《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两湖相继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国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紧急召开了股东大会。

因有巡警在场，会议一开始非常沉闷。忽然，场下一人长叹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恸哭。

一时间四周哭号相和，声震屋瓦，连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面对失控的场面，劝业道（商务厅厅长）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决的，诸君当另想办法。”

筹备了八年，集款远远不够。开工无期，耗费却日多，挪借侵蚀、假公济私的腐败行为比起官场来不遑多让。

财务主管施典章甚至调拨公司三百五十万两资金跑到上海搞投资，中饱私囊，结果遭遇股灾，钱全部打了水漂。

许多川籍京官都看出这种靠民间融资修路的风险，纷纷上疏要求政府出面干预：

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

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永无成期……

因此，当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发布时，一开始，民间的反对并不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