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讨，最后形成决议：次年（1911）设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

当然，妥协不是无条件的。上谕明令解散请愿团，禁止再举行任何形式的请愿，否则“必按法惩办”。

潜台词是：此乃底线，不要再得陇望蜀。

1910年11月5日，北京东西长安街和正阳门外大街皆悬挂龙旗，张灯结彩。灯上统一书写着四个喜庆的大字——庆祝国会。

学校放假三天。各学堂在学部的指示下组织学生齐集于大清门前，高唱歌曲，山呼万岁。

溥伦汇报时，载沣又摆出其招牌式的“默然无对”。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筹备，已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访工作（民政部尚书），深知民意不可违，也劝道：“民心忿极，大祸必发。”

载沣考虑的是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密奏，内称“如不开国会，可先设责任内阁”。

陈夔龙的建议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观火了很久的庆王准备浑水摸鱼了。

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资历最老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将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载沣没得选。奕劻有隆裕罩着，门徒遍布朝野，暂时还不能翻脸。

二人将鲜血涂抹于书信之上，代表们拭泪而去。

对请愿书上要求宣统三年（1911）开国会的主张，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举双手赞成。

于是，所有议案都搁置，一开会就高呼“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除开国会无救亡之法”。溥伦见工作已无法开展，只好同意讨论速开国会案。

罗杰、雷奋等人相继发言，声泪俱下，义愤填膺。表决时，民选议员又坚持采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结果，即便是最保守的钦选议员，也失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对的勇气。

全票通过。

见第一轮请愿被上谕驳回，还被军机大臣泼了一身脏水（为求增其势力而已，并非出自民意），议员们不干了，商定各省咨议局在今年的常会上都只提“速开国会”一案，若再遭拒绝，则集体解散。

第二轮请愿随即展开，各地均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街游行的场面。

北京青年赵振清和牛广生率领一干学生，为即将去资政院递请愿书的代表团送行。他们交给代表一封信，主题是学生们打算“以血购国会”。

正不知要闹哪样，赵振清和牛广生忽然拔刀出袖，意欲自杀，幸被代表们死死摁住。

牛广生趁人不备，毅然决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块肉。众人惊魂未定，赵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块肉。

体制内的开明派如东三省总督锡良、云贵总督李经羲、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各驻外公使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政府顺应舆论。

顺天府丞甚至警告说：“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士绅），史迹俱在。”

由此不难想见载沣何以要宽宥谋刺自己的汪精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借机作秀。

问题是前任统治者太会演戏，惟妙惟肖，早就把人民群众炼得火眼金睛，不肯轻易上当，非要动真格。

长沙教员徐特立在学校演说，称“不早开国会，不足以挽救危亡”。血脉贲张之下，情绪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断左手小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血淋淋的大字。

各省咨议局代表一到北京，便向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罗列速开国会的四大理由：

一、用旧的行政机构搞新的宪政，铁定玩儿不转；

二、一直以来，朝廷都搞秘密外交。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民众要翻墙才能获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卖光了；

三、没有国会和责任内阁，民愤全部集于皇室。反动统治阶级，你们真的睡得着觉吗？

四、一天到晚侮辱人民群众的智商，民智未开咨议局的成功你怎么解释？

1910年，继往开来的日本侵略者连哄带逼地同李熙之子李坧（zhǐ，纯宗）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延续了500多年，同明清两朝相始终的李氏王朝成了历史书里的名词。

吞并朝鲜只是起步价。一向高标处世的日本迅速跟俄国签订防御同盟，相约维护各自在东三省的特权，阻止他国进入。

亡国危机惊醒了士绅阶层。

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奔走串联下，汤寿潜（浙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湖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四川咨议局议长）等纷纷响应，发起了一场蔓延全国的请愿运动，倒逼朝廷放弃所谓的“九年预备立宪”，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都没说到点子上。

集会自由，曾经拥有

日俄战争后，伊藤博文强迫朝鲜国王李熙签订保护条约，将军事和外交权统统交给日本。

朝鲜的法令和高官任免全部操于“统监”伊藤之手，用朝鲜文人的话说就是：伊藤博文每次进宫，对高宗（李熙）的态度比曹操对汉献帝还蛮横。

1909年，伊藤赴哈尔滨同俄国财政大臣会谈。朝鲜义士安重根埋伏在哈尔滨火车站，见伊藤下车，闪电般从人群中冲出，连开三枪，手刃了这个他口中“蹂躏朝鲜的奸贼”。不久，在旅顺监狱从容就义。

善耆口才不敌汪精卫，又见他与黄复生争认“主谋”，心下已起了怜才之意。

当晚，狱中的汪精卫朗然独坐，吟出那首广为流传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狱卒将诗作呈给善耆，这个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顿时感怀于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如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则我大清幸甚！”

为此，他力劝载沣从轻发落。

于是，原本诛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为终身监禁。

对此，载沣的解释是“为国罹（遭）罪，宜从宽典”，孙文的解读是“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后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现清廷的大度和开明”。

铁匠望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巡警，赶紧招了：守真照相馆。

负责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是肃亲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无疑，远在日本的胡汉民甚至连悼诗都写好了。

谁知，善耆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早闻“精卫”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时政。

善耆：“革命党宣扬兴汉灭满，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发生流血革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乱侵犯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来者是一车夫，老婆三天没回家，估计跟人跑了，气得睡不着，提灯来寻。

黄复生见他往桥下探了探头，旋即离去，赶紧跑过来扯起已经铺好的铜线，准备撤离。

岂料，盛放炸药的铁罐太重，黄复生凭一人之力无法从坑里抬出。磨蹭了半天，脚步杂沓，车夫带两个巡警赶到。

只好闪人。

炸弹没了，汪精卫却并不甘心。一面遣喻培伦再去搞炸药，一面同黄复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里顺藤摸瓜，四处搜查，终于发现了铁罐的来源——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他带领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和炸弹专家喻培伦潜回北京，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每天不是窝在暗房里制作炸药就是沿着醇亲王府和皇宫之间的路线踩点，伺机行刺载沣。

传言案发地是银锭桥，搞得不少去后海喝酒的文艺青年也能凭栏抒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实，真正的现场在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一连两天，汪、黄、喻都躲在桥下埋炸药，结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吓跑，就是因带的电线太短而作罢。

第三天，一切准备就绪，黄复生和喻培伦先至，低头猛干。

月光下，一团灯影闪过。黄复生心头一紧，低声嘱咐喻培伦回去报信，自己则藏到树后观察。

他在报上登征婚启事，声称“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离婚”；慈禧去世时，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遗妾，只知吸食黎民膏血，戕害国家元气，别无能耐。”

他同孙文结怨，源于孙大炮曾多次向日本政客承诺愿以东三省土地换取日本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

又对内田良平许愿：“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日本。”

还对小川平吉许愿：“我辈革命如能成功，以满洲之地，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为了挽救孙文的声誉，回击章太炎的质疑，素有牺牲情结的汪精卫不顾好友胡汉民的劝阻，决定以身饲虎。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礼送孙文出境，并暗中给了他两万元革命经费。

结果，孙文只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留下两千元，剩下的悉数带走。《民报》主编章太炎正因经费紧张等米下锅，闻讯震怒，大骂孙文侵吞公款，掀起一阵倒孙狂潮后宣布脱离同盟会。

虽说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为荣，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时职业一栏写“圣人”，年龄一栏写“万寿无疆”，并给三个女儿起名“章（lǐ）”“章叕（zhuó）”“章（zhǎn）”，成心往大龄剩女的方向培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头脑还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唤作“章疯子”，皆因爱憎比较分明。

那也比同盟会屡战屡败，内斗不休强。

孙文在海外策动的国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称其为“远距离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书的镇南关起义还经不起历史学家的考证，一深究发现镇南关根本没有驻兵，革命党爬上去满炮台插旗，个个背着一身旗，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唱戏。

几天后，清军发现了这场京剧堂会，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广西巡抚张鸣岐立派龙济光和陆荣廷调兵炮轰，对方却毫无动静。爬上去一看，革命党早溜了。

而所谓的孙文空降镇南关，亲手向清兵发炮，则更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