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带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即将奉旨回乡“调养足疾”。

前来送行的只有孙宝琦、杨士琦、杨度和严修等区区数人。

倒不是什么人情冷暖。重量级的官员为了不刺激敏感的载沣，早就私下送别过了。

比如张之洞。

唇亡齿寒的两个人冰释前嫌，促膝长谈。

张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凯的手，慨叹道：“马上就轮到我了。”（“行将及我。”）

离别的车站。

袁世凯已经看透了杨士骧，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他儿子。

北京。

世续去袁府慰问，看门的说袁大人病了，不让进。硬闯之下，对方无奈告以实情。

他大惊道：“这才真的是大祸临头呢！”

赶紧用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并以人格保证，没有追加严惩的后命。

奕劻和张之洞也派人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劝他赶紧回家，避其锋芒。

1909年1月6日，北风如刀。

袁克定一见到父亲就嚷嚷起来：

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

尔朱荣是南北朝时的北魏权臣，因与皇族矛盾尖锐被北魏孝庄帝骗入宫中砍杀。

载沣绝无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边号泣一边劝其出国走避，搅得大头自乱阵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时任新军第一镇协统的张怀芝建言道：

怀芝一人护我公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结果，车至天津，张怀芝给直督杨士骧打了个电话，让他派人来接，却遭到拒绝：

他奉旨回籍，怎么能到这来？要是来了，必得上报。

张怀芝不再多说，转身回禀袁世凯。

杨士骧挂了电话，其幕僚道：“虽如此，一定要前往慰问，不要让他记恨我们。”

遂遣其子前往。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的废除，其身份已发生了转型。

年轻一点的，被革命党忽悠去，走上颠覆现政权的道路；

年长一些的，通过选举挤进咨议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对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载沣，面对这样的残局，即使怨谤集于一身，也无能为力。

因此，东海之东的伊藤博文在会见英使时预测道：“三年之内，中国必将发生革命。”

太子党的逆袭

袁府离东华门不远，众人已在此恭候多时。

第一镇驻北京；

第二镇分驻山海关和直隶省永平府；

第三镇分驻保定和奉天省锦州府；

第四镇驻天津小站；

第五镇驻济南；

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虽然其中四镇已划归陆军部，但军队向来认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铁良放在眼里。

一旁的世续叹了口气，说：“我代你去。”

出宫后，袁世凯开始做回乡的准备。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给载沣的，只剩死棋。且不说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单看新军镇、协、标三级军官的名单，便知天下到底操诸谁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段芝贵、曹锟、张怀芝、唐天喜、雷震春、陆建章、张敬尧、孙传芳、田中玉、靳云鹏、王占元、孟恩远……

几乎尽出于小站。

这帮一时之选分布在“北洋六镇”（直到1911年，全国也只有十四镇），遍控天下关隘。

慈禧寻思着自己快不行了，死前还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凯唤来，出示弹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着也中枪，真是毫无天理。

出门下台阶时，惊惧不安的大头一不留神便把脚给扭了。

罢旨中的“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即来源于此。

袁世凯接旨后，面色通红，强笑道：“天恩诚厚。”

当时，慈禧的丧事还没办完，大头是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当值，怎么办？”

借口虽说蹩脚，但绝对童叟无欺。

半年前，袁世凯五十大寿，收到寿联五百余副，寿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满座，气势辉煌。

反袁专家江春霖为了搜集证据，深入敌后，也来祝寿。

他发现奕劻送的贺仪，落款不称王而直书其名，载振更是自称“如弟”（结拜兄弟），有违王章，便以此入手，罗列了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连他远房亲戚抽鸦片都算在内，上折弹劾。

无奈载沣固执己见。

张之洞婉转苦劝，唇焦舌烂，总算帮袁世凯磨出一个“开缺回籍”的处置。

下来后，有人不解道：“项城（袁世凯）一世之杰，朝廷既不能用，杀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忧愁）而归，不怕遗患于他日吗？”

张之洞摆手道：“明有崇祯，勤政爱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徒以对待臣下操切，轻于杀戮，遂至亡国。今监国仁慈开明，宜引导其宽大为怀，以增国脉。倘若刚刚行政就诛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辙。”

在鹿传霖等军机大臣和新军镇统一级的北洋系军官的一致反对下，载沣只好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并令那桐补授军机大臣。

载沣隐忍不发，趁一日军机处散值，召张之洞和另一个军机大臣世续入内。

又摸出那封捂热了的诏书。

本以为世续是满人、张之洞跟大头颇多抵牾，当无异议。

谁知两人以大局为重，怕袁世凯去职会引起中外震动，坚决反对。

事实证明，并非多虑。袁世凯被罢官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顿时炸开了锅。《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将大头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替他抱屈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员，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

问题是唐绍仪已跟美方谈妥，大头不甘心功亏一篑，入对时仍极力主张，结果惹得载沣震怒，当场推翻御案。

袁世凯悚惧不安，默默地退下。

载沣杀心已起，磨牙吮血，拟好诏书，内称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要将其革职流放。

不要小觑流放，在没有编好杀头的理由前，这是最给力的惩罚。

多少流放三千里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祖国的边疆，如张荫桓、载勋。若袁世凯真被发配，赐死的朝旨指日可待。

因此，当载沣拿着诏书请奕劻裁断时，对方毫无悬念道：“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

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向载沣汇报，并挑唆道：“日本到中国，在三日之内；美国援助中国，在二十日以外。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是与谋大臣居心不良。”

不懂远交近攻也就罢了，载泽还跟家庭主妇似的算起了账：“那，每年费用增加好几万，只得到一个大使的虚衔，能是上策吗？”

载沣心想：“还有这事？”赶紧命人调查大使和公使的区别。

回复说：大使可以要求同驻在国元首面谈。

满清皇族，向来恐洋，载沣更是患有社交恐惧症。动不动就得接见外使，他宁可提前办退休。

条件只有一个：倒袁。

于是，作为清政府的财政部长，载泽不把心思用在理财上，一天到晚盯着外务部，终于抓到了袁世凯的小辫子：联美制日。

即接受美国的示好，与之结盟，将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

这是光绪在世时，袁世凯力推、慈禧拍板，定下的国策，因顾虑日俄的干预，一直秘密进行，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载泽来挖坟。

连这样利国利民的外交政策都要去黑，可见此人最大的能耐是颠倒是非。

从他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军机大臣那天起，载泽即有预感。

当日，寒风凛冽。为了表示谦抑，载沣将会议地址选在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并商定：今后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盖印，军机大臣联署。

此举意在收买人心，却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令载泽等人痛心疾首。

当然你会问，载泽也是立宪派，为什么非扳倒袁世凯不可？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之处——政见也要为政治斗争服务。

除了身为太子党要夺权的“使命”之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盛宣怀曾进贡白银七十万两，并以自己在洋行的人脉，帮载泽洗钱。

比如，袁世凯曾对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狗”。后来可能觉得有损形象，且易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故纪略中只字未提。

再比如，《纪略》里的大头，动辄高喊“人臣之大义”，搞得自己跟五道杠似的。这一点，中国读者笑笑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杀青后，袁世凯将《戊戌纪略》郑重交给幕僚张一麐保存，并嘱咐他说：“万一哪天遭遇不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正视听。”

君要臣病，臣不得不病

载泽早就料到载沣下不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