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不然。

袁世凯最初的设想很完备：责任内阁和十一个部共同组成中央职能部门，掌行政权；四院不受内阁节制，大理院掌司法权，资政院掌立法权，都察院和审计院掌监督权。由此四权分立，彼此牵制，尽善尽美。

而现在责任内阁不批，所有部院仍置于军机处之下，事实上还是君主专制。

更倒行逆施的是，为了削弱庆袁，扶持太子党，慈禧借官制改革，默默地将高层大换血，换出了一个汉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席位的反动局面。

对此，慈禧欣然批准。

第三项是增改六部，将其扩充为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十一个部门：外务部、陆军部（前身兵部）、吏部、法部（前身刑部）、民政部（前身巡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前身户部）、邮传部（前身工部）、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专管祭祀）、理藩部（前身理藩院）和学部。

此外，都察院保留，大理寺升格为大理院（最高法院），再加上新设的审计院（最高审计机关）和资政院（最高民意机关，体验版议会），合称“四院”。

慈禧还是批准。

表面上看，除了责任内阁，其他两项都顺利通过，貌似也有进步。

慈禧不听他忽悠，直接跳到第二项：专职专任。

这也是流弊已久的痼疾了。

一方面都往体制内挤，权贵的七大姑八大姨恨不得全给安排了，结果人浮于事，机关臃肿，一个部有满汉尚书两位、左右侍郎四人，总计六个堂官，出了事都不知道该找谁盖章。

另一方面，有能力的人又往死里用。以袁世凯为例，身上压着十几项兼差，精力不济的，早就过劳死了，还不算工伤。

所以，专职专任限定了一部一尚书、两侍郎，实行一长负责制。一把手拍板，一把手担责。

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

岂料，慈禧冷笑着来了一句：“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

袁世凯一阵眩晕，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

统治者，像天平，左右摇摆，反复权衡。起了猜忌之心的慈禧抛出一条“五个不准搞”（五不议），规定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翰林院和太监事、八旗事不议。

一个月后，奕劻呈上了精心雕琢的改革方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顽强的责任内阁。奕劻只字未提军机处，只铆足了劲夸责任内阁是“采邻国之良规，复圣明之旧制”。

有预测未来型：责任内阁将造就一批鳌拜和年羹尧，形成太阿倒持的局面。

有谈古论今型：君主称孤道寡，昔居其名，今受其实。

再加上袁世凯“遣散宦官”的提议得罪了曾经的政治盟友李莲英，庆袁集团顿时险象环生。

其实，重用二十出头的载沣，本身就体现了慈禧对庆袁的防备和制衡。而袁世凯在立宪一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竟连“预备”都等不及，已然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一日，大头入宫参见，慈禧问道：“官制改革，何以久未定稿？”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件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上，他打定主意：再难，也要扛起担子。

于是，袁世凯放言恐吓这帮喜欢开历史倒车的太子党：“有敢阻挠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的确合乎逻辑。吴樾为了阻碍清廷考察宪政都自爆了，照样螳臂当车，死了白死。年轻气盛的亲贵，拿个手枪就想吓唬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袁世凯，岂非班门弄斧？

然而，大头的反击却不能以载沣为靶心，原因很简单：太子党在政治上具有先天优势，最高领导人不发话，永远不会垮。

袁世凯只好将炮口对准铁良，称其“揽权欺君”，是实施新政的绊脚石。

太子党迅速反扑，组织水军发帖。

“此乃君主立宪国的通例，非在下信口开河。”袁世凯毫不示弱。

“袁慰庭，你——”载沣盛怒之下，竟将腰间的手枪拔了出来。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终未酿成恶果，但袁世凯深知，同载沣之间的裂痕，永远无法弥补了。

朗润园的剑拔弩张让大头目睹了亲贵中少壮派的崛起。

但轻言放弃从来就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没有忘记对张謇的允诺，对上天的许诺，对丁戊奇荒中那死去的一个个孩子的郑重承诺。

光绪的亲弟弟、荣禄的女婿、后来的摄政王载沣死死地盯着大头，目光如炬。

孙家鼐和瞿鸿禨相继发表了一通立宪虽好，但应缓办的废话。铁良坐不住了，对着袁世凯喷道：“你所谓的立宪，根本就同立宪的宗旨不合。”

于是，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敏感话题上：责任内阁和军机处的存废。

在场的军机大臣，除了领班奕劻，全都视大头为砸其饭碗的灾星。

因此，袁世凯绝口不提军机处，只说责任内阁“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简直就是埋头苦干的劳模，宠辱不惊的典范，自己当“以死相争”。

载沣爆炸了，反唇相讥道：“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你怎么不说让皇上也靠边站！这样目无君上的话，也只有你袁慰庭说得出口！”

句句说到心坎上，慈禧览奏，若有所思。

政争朗润园

朗润园的秋天风景宜人，祥和干净，而在此举行的史称“丙午改制”的会议却刀光剑影。

奕劻先定调子：

立宪有利无弊，是人心所向。若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颇有亡清在此一举之势，对立宪前面加的“预备”二字发难道：“等把一切准备好再立宪，恐怕什么都晚了。”

赵御史本是铁杆立宪派，写过《防乱论》进呈光绪，呼吁行宪。但共同的敌人让他选择跟瞿鸿禨站到一起，反对由庆袁主导的宪政改革。

转型之复杂再次凸显：体制的变动，意味着权力的重组与利益的分配，由此引发的剧烈斗争，可以让再崇高的政治理想也瞬间黯然无光。

对宪政的深入研究令赵炳麟的折子招招致命：

首先，值此议院尚未成立、行政无以监督之际请开责任内阁，是赤裸裸地用“大臣专制”代替“君主专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即便要开，内阁总理也不能兼管陆军和海军。政权、兵权不可混合；

最后，内阁大臣限定任期，三年一任。再人心所系，万众推戴，人民的大救星，国家的及时雨，也不得连任三届。

句句说到心坎上，慈禧览奏，[...]

官制改革在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编制馆也在朗润园（今北大校园内）挂牌办公。

十几个会同协商的编纂官不是军机大臣，就是各部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地方督抚，屈居末位。

结果就数他跳得高，嗓门大，力主裁撤军机处，把责任内阁夸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使君主端拱于上，不劳而治。

瞿鸿禨冷眼旁观。

作为晚清版海瑞，瞿大人的政见非常纯粹：扳倒奕劻，扳倒奕劻，扳倒奕劻……

可捞足了银子的奕劻不但岿然不动，还借着立宪的东风，成了万民仰戴的改良旗手、政治明星——恨意盎然的瞿鸿禨只好找来御史赵炳麟帮忙。

起初，对这一扶摇直上的御前新贵，大头始终热心结纳，还通过徐世昌带话，想和他结为兄弟。

瞿鸿禨当场拒绝，说自己平生没有拜把子的习惯。

袁世凯也不恼，在瞿鸿禨的儿子结婚时，让北洋公所奉送八百金的贺仪。

结果仍遭回绝。

即便如此，大头也未多想，觉得无非是文人的故作姿态。

其实，他忘了一句老话：会叫的狗不咬人。

倒也不是信口雌黄，毕竟大头的家信里就有“若将来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的原话。

问题是，历史要真如历史剧一般爱憎分明，于正也不会挨骂了。

袁世凯自保不假，但究其原因，却是“改良思想深入脑髓，亡清之志从来不坠”的结果，而非稗官野史演绎的那般儿戏。

胡思敬曾以痛彻心扉的总结“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反证了大头在推翻腐朽势力上所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瞿鸿禨深藏不露，极少公开发表意见，袁世凯竟一直没能觉察这个潜在的危险。

而责任内阁却大为不同，将权力下移到内阁总理，各部、各省的奏章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形成决议后呈递给皇帝批准。

这还是实君立宪，虚君立宪更不给面子，决议压根儿不给皇帝看，直接下达，君主成了形式上的象征，比如当代的英国。

可见，奏请开责任内阁完全是与虎谋皮、触犯逆鳞的高危行为，袁世凯却迎难而上，连总理和两个副总理的人选都想好了（奕劻，瞿鸿禨和徐世昌），何也？

通常的说法是，戊戌年跟皇帝结下的梁子让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殡天、光绪即位，自己将遭遇不测。于是，借责任内阁潜移君权，弭祸于未萌。

然而，对写在纸上的规则，国人向来缺乏敬意。可以想见，即使宪法的说辞冠冕堂皇，最后还是会在执行中流于空谈。

议会就更理想主义了。要让习惯了绝对权力的天朝官员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议员的质问，而不是将其改造得不伦不类，决非一日之功。

因此，眼下操作性最强、最有实际意义之事乃是请开责任内阁。

多了“责任”二字，便和早已沦为装饰的传统内阁大相径庭。

说白了，军机处不过是个秘书班子，唯一的职责便是交办皇帝的旨意。因此，军机大臣名位虽尊（正一品），反倒不如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