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鸿禨发力

五大臣回国才一个月，朝廷便向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又开始普天同庆。

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开设政闻社，一呼百应，群起而效。

《泰晤士报》也不吝赞美：“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们奔走呼号。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

大头却并不乐观。

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

宪法一经颁布，则垂之万世，无论君民，皆须遵守；议会监督君主，弹劾内阁，代表民间的制衡力量。

见太后颇有所动，载泽趁热打铁，鼓吹立宪有三大好：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其实，慈禧更感兴趣的是他密折中提到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预备立宪”：

今日宣布立宪，可以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再加上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几度痛陈“若不及早图之，国事不堪设想”“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慈禧终于宣示内外，预备立宪。

在这道由袁世凯草拟、瞿鸿禨润笔的懿旨中，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揭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熊希龄对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卷子必须在其回国时交到。”

于是，杨度的《实施宪政程序》和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新鲜出炉。

与此同时，载泽和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知无不言的长谈，并获赠签名版伊著《宪法义解》，成为出访团里对宪政最具感性认识的大臣。

事实证明，有些话，只能由皇族来讲。

回国后，载泽跪在慈禧面前，泣血力陈，说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因此，立宪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在东京法政大学，同窗汪精卫将杨度介绍给了孙文。

孙几次想拉他入伙，两人曾“辩论终日”，最后杨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事成后，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事成后，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

为回报孙文的相惜之情，杨度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引荐给了他——黄兴。

别过革命党，杨度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走到一起，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广为传颂。

不久，《金铁主义》面世。金者，对内以工商立国，保护民权；铁者，对外以军事强国，巩固国权。自此，杨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新左的领军人物。

东京。

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李盛铎代替徐世昌与绍英，考察团分两路启程，历时八个月，走访十多国。

却还是对宪政说不出个所以然。

幸亏随员熊希龄早有预料，抵达日本时，暗中帮五大臣找好了考察报告的枪手——朝廷钦犯梁启超和新左派杨度。

被王闿运视为衣钵传人的杨度少年得志、聪慧绝伦，首届经济特科名列第二，考完便不顾其师劝阻，东渡日本，潜心研究各国宪政。

吴樾：“既如此，我为易，留难者以待君。”

虽说悲壮，但毕竟暗杀未遂。若真能炸死两个，便可同徐锡麟比肩齐名了。

吴樾之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

趁京师惶恐，慈禧惊惧，大头顺势而为，提出在中央设立巡警部，建设警察队伍，加强京畿治安。

慈禧准奏。

于是，以原兵部侍郎徐世昌为部长、赵秉钧为侍郎的巡警部正式对外办公。

袁世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克格勃”。

爆炸并没有动摇清廷尝试宪政的决心。

组织的洗脑让吴樾了解到排满之道有两条，暗杀与革命：

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即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对清廷作出的立宪姿态，吴樾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罢了。

临行前，他与同乡陈独秀密谋于芜湖的一座小楼之上，两人为争刺杀任务扭成一团。

吴樾：“舍命拼死与艰难缔造，哪个更容易？”

陈独秀：“自是前者易，后者难。”

这个组织口号响亮（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一批杰出人才，一些会员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但整体上看，讲求身体力行根本瞧不起演说家孙文。

历史证明，光复会的确是一所催人成长的大学校，能把文质彬彬的蔡元培也塑造成精通暗杀的“恐怖分子”。

他首先想到的是投毒。弄来一只猫，喂食自己调制的氰酸。望着四脚朝天的猫，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打算将之改为固态。

在改进中，又深感其实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在女校特别注重讲授化学课，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实施暗杀比男子更为隐蔽。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调查人员在车厢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袋里的名片上写着“吴樾”二字。

由于离炸弹最近，刺客胸腹俱裂，手足皆断，当场身亡。

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吴樾可谓官逼民反的典型，生生被清政府从知识青年改造成了特攻队。

走上不归路的吴樾很快找到了组织：光复会。

世间恩怨，如丝如茧

没承想，给五大臣送行的礼炮竟是革命党的人肉炸弹。

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上午九点过，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与端方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群告别。

火车一声长啸，缓缓启动。

突然，但闻“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人群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清兵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除绍英伤势较重外，其余四人均无大碍。

幸好慈禧不傻，要眼见为实，派出四十人的出洋考察团，以五大臣领队（载泽、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

镇国公载泽是慈禧的侄女婿，史称“幼而通敏，强于记忆”，被太后视为亲贵子弟中可以培育的好苗子。

端方（1861—1911）则是庚子后屈指可数的有头脑的满族大员。作为袁世凯的政治密友，他热心立宪，主张改革，又颇好金石书画，时人誉之为“有学有术”。

在湖南巡抚任上，端方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为了推动新式教育，还将各府县送上来的红包全数退回，命地方用这笔钱选派学生出洋深造，一时传为美谈。

速行君宪论者多为驻外使臣，如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惟德，以及谋求扩权的地方督抚，如袁世凯、李经羲；

缓行君宪论者成分比较复杂。有纯粹为了对抗庆袁集团的，如瞿鸿禨、铁良；有真心觉得事缓则圆的，如孙家鼐；有深知立宪乃大势所趋，终不可逆，但美国那边移民手续还没办妥，想拖一拖装睡的，如陈夔龙。

最二的是反对派，基本集中在都察院，如胡思敬。钱也没捞着，整天跟看门恶犬似的乱吠，不仅为群众所不齿，亦时遭权贵暗地里耻笑。

更搞的是，反对派为了论证没有行宪的必要，把中国硬扯成“立宪之祖国”。附会说古代“贤能、奸恶皆载之于书”是人民有言论自由，“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割草打柴之人）”是人民有议政之权。

最后，又不是现在立。十二年后慈禧都入土为安了，如果光绪接班，在宪法的限制下，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自己进行身后清算，挫骨扬灰。

这么一想，慈禧突然觉得立个宪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旨在研究各国体制的考察政治馆成立，馆员多是袁世凯幕中的日本留学生，如章宗祥、曹汝霖。

对立宪的态度，体制内可分为速行、缓行和反对三派。

要知道十二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连马列主义都送来了。而事实上朝廷的阳寿只剩下一半时间，六年。

一个月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90％的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在念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后，孙文一边同会员握手一边道贺：“恭喜你，已非清朝人矣！”

散场时，室内木板倒塌，声如裂帛，孙文开玩笑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其实，站在慈禧的角度，立宪未必一无是处。

首先，立宪已成热点话题，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无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其次，立宪可以收获民望，缓解内忧外患，把骑墙派从革命党的家门口拉回来；

张謇给大头戴高帽有两个目的。第一，希望他扛起体制内立宪派的大旗；第二，跟他们这帮体制外解决了小康问题、谋求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合作，共同推手立宪。

袁世凯接信，大喜过望——搞定了张謇，就搞定了体制外的实力派。

他当即回信道：“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大头言出必行。1905年7月2日，同张之洞和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慈禧实行立宪政体。

不敢低估天朝无耻程度的袁世凯给足了清廷缓冲的时间：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