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致电外务部，要求朝廷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恪守中立。唯其如此，方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大头分析说：一旦中国参战，战场将不再局限于之前划定的辽东半岛，逼急了的俄国可能会侵犯新疆。而那一块跟列强毫无利益瓜葛，占就占了，最后无论谁胜，根本收不回来，到时你们哭都没地方哭。

庚子之后，慈禧一直神经衰弱，看了袁世凯的风险评估，吓得不轻，赶紧让外务部发表“局外中立”的声明，强调：“（东）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均归中国，不得侵占。”

日本被彻底激怒，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交。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

作为两国争夺的焦点，清廷只负责提供战场，并承诺“两不相帮”，这成为近代中国最耻辱的标签。

事实上在开战前，从官场到民间，“联日拒俄”的呼声一直很高。

贵州巡抚李经羲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

的确，日本依附英美，承认门户开放政策，打赢了也不会跟你要地。而俄国，便全然不同了。

真正深谋远虑的是袁世凯。

其动议是：朝鲜归日本，满洲归俄国，互不干涉。

甲午之后，日本满以为能独吞朝鲜，谁知闵妃搞起了亲俄，专心同日人作对。

日本一不做二不休，以闵妃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将其杀害，组建亲日政府。

俄国当即反击，把朝鲜国王李熙骗入使馆控制起来，组成亲俄政府，与其对峙。

日本用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俄国不费吹灰之力便抢走一半，其内心之愤恨，不难想象。

而此番俄国得寸进尺，竟一口回绝了日本的提议，明确道：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方无权享用。

日俄战争，中国打响

引渡已无可能，清廷只好屈辱地聘请律师，以原告的身份在租界法院同邹容、章太炎打官司。

当法官问章太炎是否有功名时，被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什么功名？”（邹容也一样，从小便对热衷科举的父亲说：“衰世科名，得之何用？”）

最终，二人只被象征性地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和三年。天朝颜面扫地。

俄国却只要你割地，以实现其将旅顺开辟为太平洋出海口的“黄俄罗斯计划”。

日本担心中国顶不住压力，自己跳出来跟北极熊谈。

在一篇名为《真实的慈禧太后》的英文报道中，记者尖锐地写道：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只对选民负责的西方政客开始介入《苏报》案，以防止沈荩的惨剧再次重演。

然而，代价极其惨重——杖毙。

当时，刑部已多年没有实施这项古老的酷刑，以至于要为沈荩特制一块大木板，八个狱卒轮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于技术失传过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未能死。痛苦万分的他声若游丝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绳绞我”，一直折腾到夜幕降临，不成人形的身体方才停止颤动。

沈荩生前人脉广泛，同《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关系极好。《字林西报》披露其死状后，引起中外舆论的共振，纷纷指责清政府野蛮残暴。

结果天朝自己不争气，身处风口浪尖，还紧赶着拍了一部《杖毙沈荩》的血浆片，顿时人心尽失。

该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国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西线免除了后顾之忧。硬起来的沙皇又开始耍流氓，指示在东北刚撤了一半的俄军停止撤退，提出蛮横无理的“新七条”。

没有李鸿章，深感外交难办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签约求安之意。

沈荩作为一个活动能力堪比柴静的媒体人，买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约草稿，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扇了慈禧一个响亮的耳光。

毫无契约精神的袁树勋当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后玩儿赖。

章士钊等人提前听到风声，相继走避。章太炎和邹容躲闪不及，先后下狱。

袁树勋没沉住气，过早地暴露了欲将章、邹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审的意图。工部局得知后，断然拒绝移交人犯。

若将此举解读为“帮中国人伸张人权”，就纯属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确：把此案做成确立其治外法权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本来这个套通过外交手段并不难解，各国驻沪领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对引渡案犯的问题，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边。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说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永动机。

案发导火索是章士钊的一篇书评：《读革命军》。

文中，他盛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之词。

当然你会问，怎么这帮人一个比一个嚣张，难不成都是美籍华人？

原来，《苏报》是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注册的，企业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办公地点又在租界内，属于外资企业，若非忍无可忍，韬光养晦的天朝本不会痛下杀手。

当袁树勋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国派员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时，对方答应帮助其封馆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须在租界内审判和服刑。

陈范原是江西铅山县的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官。

心怀不满的他跑到上海，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学界名流。买下《苏报》后，又经常找他们约稿，并邀请章士钊担任主笔。

这帮人日后不是光复会的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就是同盟会的骨干（吴稚晖、章士钊），一个个蠢蠢欲动、摩拳擦掌，让他们写稿，出事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苏报》的小众读者们愤怒地发现，原本连载了一半的成人小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杀尽胡儿方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等血光四射的文字。

同时，章士钊抛出一个创造性的观点：革命党的党魁其实是清政府。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说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永动[...]

《革命军》更是一副“老子投错胎，干脆不活了”的架势，斥历代清帝为“独夫民贼”，骂慈禧是“卖淫妇”，号召国人一起推翻满夷。

上海道台袁树勋拿到《苏报》时的第一反应是敌对势力又在暗中捣鬼。

袁道台想多了。

上海的传媒如此发达，《苏报》作为一份亏损严重时要靠发桃色新闻来渡过难关的屌丝报，暂且还入不了反华势力的法眼。

不过，越是亟须打开市场、扩大影响的报纸，越容易以出格的言论博取关注。

当一个叫陈范的举人将惨淡经营的《苏报》买断后，便再一次诠释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早在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已经预示了人心的向背。

这张日发行量不过一千份的上海小报摘录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一咏三叹地为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做广告。

章太炎就不用说了，给《时务报》当主笔时就被康党海扁过，积怨已久。在这篇歌颂排满革命的文章里，随处可见过滤词，满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读者大跌眼镜、让康有为捶胸顿足的是，章太炎竟敢指着皇帝的鼻子骂“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已经打好了棺材。

前者是尚未兑现的预言，后者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媒体，中国式高危行业

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革命党一方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倾巢而出、轮番上阵，立宪派则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

当然，以他酣畅淋漓、纵横古今的文笔，以一敌百并非难事。毕竟连诗坛领袖黄遵宪都对梁启超的文采推崇备至，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心肠，亦应感动”。

加之其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来，经常引用日语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久而久之，梁启超成为立宪派一面迎风招展、应者云集的旗帜。

然而，锦绣文章难掩污浊现实。梁启超所言及的，都是未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而革命党所宣传的，则是清廷当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兑现的预言，后者[...]

革命党：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党：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余欧洲诸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党：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