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勋在自己王府中设立“总坛”，并招安了坎字拳的大师兄。再有拳民入城，第一件事便是到庄亲王府报到挂号，听候调遣。

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拳民都稀罕体制内，毕竟当大侠当惯了。

于是，神机营统领（正二品）庆恒，一家十三口因私人恩怨被拳民灭门。而作为其好友，载漪屁都不敢放一个，唯以“凶手系伪义和团”的说辞销案。

当然你会问：“义和团到底有何政治目的？”

俗话说，没有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不是好运动，义和团的目标是光绪。

兽性大发的拳民逢洋必烧，正阳门城楼也未能幸免。所有钱庄被迫歇业，市场交易全部瘫痪。

同时，因电线被推倒，通讯中断，帝都又回到了八百里加急的时代。

而海晏河清的山东，正好成为北京同南方各省上传下达的信息枢纽。袁世凯每天汇奏四方电报，忙得宵衣旰食。其重要价值，再次得到凸显。

教民基本被屠杀殆尽，幸存的都逃到西什库大教堂，筑垒自保。

拳民杀红了眼，岂肯罢手，便乱诬市民为“白莲教”，展开新的一轮屠戮。

载勋作为九门提督，要对京城治安负责。眼看局势失控，他接过慈禧“办理团务”的令旗，准备把义和团纳入正轨。

红灯投掷到哪，哪里就是一片烈焰火海，整个一长弓阿帕奇。

义和团入京后开始给北京人民划成分。标准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

大毛是洋人，格杀勿论；二毛是教民，遇见就砍；三毛四毛都是用洋货、藏洋书的假洋鬼子；五毛不是网络评论员，而是崇洋媚外的“贱骨头”。

判断是不是教民也有依据。义和团认为在教之人，头皮里暗藏十字，一看便知——摊上这么有新意的鉴别方法，被拿住后你也只有祈祷上天保佑。

传习时，伏地焚符诵咒，牙齿紧紧合住，以鼻子呼吸。须臾，口吐白沫，呼喊说“神降了”。于是一跃而起，拧眉瞪眼，操刀狂舞，一副很愤怒的样子，力竭方休。

每天表演发疯，还是很难坚持的，因此便有了简易法门——临阵时背诵咒语：

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降，后请黑煞神。

据说只要背了就能枪弹不入。

结果自然是坑爹没商量，纷纷倒毙，咽气前犹诵咒不已。

女性团民分为由少女组成的红灯照，由寡妇组成的黑灯照和妓女兵团花灯照。

其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扇的红灯照。据传，其中法力高强者可表演水上漂，甚至腾空而飞。届时，手中扇子一挥，敌方大炮立马失效；红灯投掷到哪，哪里就是一片烈焰[...]

我的团长我的团

1900年6月10日，哼着“我家大门常打开”的老北京一起床便发现大街上、胡同里，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手持大刀长矛、身穿红色肚兜的童子。他们以大红粗布包头，装束比起红卫兵来更具民族风。

此后每天都有蝗虫般的拳民蜂拥而入，到处设立神坛，供奉唐僧、猪八戒、姜太公、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乃至年羹尧……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义和团了，市民们口耳相传，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男性拳民分坎字拳、乾字拳、坤字拳和震字拳四派，后两派因人数少、影响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坎字拳和乾字拳的主要区别在于发源地不同，修习法门则别无二致。

肉盾消耗了联军所剩无几的弹药，加之西摩尔长于海战，怯于陆战，一时间死伤无计，陷入重围，苦守待援。

我的团长我的团

不久，载勋被任命为九门提督（北京最高军事大官），端王党开始高唱《北京欢迎你》。

情势危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联军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裕禄闻讯，赶紧派武卫前军围堵。

这支由聂士成指挥的精锐部队配有重机枪，急行军至天津西郊，恰好遭遇败退的联军。

正激烈交火，义和团追杀而来。

聂士成看到拳民从来都是杀无赦，此番两害相权取其轻，直接把这帮狂热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刀队调上前线冲锋。

赵舒翘进士出身，从知府、道台、巡抚一路干到刑部尚书，脑子非常清醒。慈禧让他去涿州，名为宣抚，实为考察，看看义和团的实力到底如何。

赵大人见到癫狂的拳民后，劝其首领自行解散。对方不同意，还要求撤聂士成的职。

正胶着间，刚毅到了。

刚毅担心赵舒翘不开窍，违背自己的意愿，故尾随而来。见到拳民的刚大人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好言宽慰，并承诺参劾聂士成。

回禀时，刚毅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赵舒翘原本就是刚毅一手提拔起来的，便不再多嘴。

终于，京师门户涿州也失守。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只好向前辈叶名琛学习，绝食抗议。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裕禄可以装瞎子阿炳，刚毅可以天天咒骂洋人，即将出掌总理衙门的载漪（奕劻也得靠边站）可以将外交政策浓缩成一个字“滚”，甚至军机处都可以改组为“反帝联盟”，慈禧却必须对全盘负责。

心里没底的她派出了军机大臣赵舒翘。

裕禄接的是荣禄的班，头脑还算正常，跟袁世凯约好南北夹击义和团。

结果朝廷风向骤变，裕禄眼睁睁看着调任军机大臣的荣禄因反对招用义和团而被慈禧冷落，信奉“飓风过岗，伏草唯存”的他只好跟着装糊涂。

拳民们欣喜地发现，离开山东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立马便砍死了武卫中军的一个副将（从二品），一路拆电线、毁铁路，意气风发地进京串联。

途中只遭到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猛烈反击，其余时段基本一路顺风，有说有笑，还顺便散布诸如“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之类的谣言，简直就是行走的灾难。

与此同时，另一支万余人的义和团入侵保定，把在此督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的外国工程师及家属杀了个尸横遍野。

武卫右军四面出击，部将张勋一日之内杀了五百拳民，受到大头重奖。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敢跟当权者对着干，也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南方督抚全部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相比之下，大头已然圆滑许多，玩儿的是明抚暗剿的把戏，一直杀到载漪等人质问下来，方才解释说剿的都是盗贼冒充的“假义和团”，而非真正爱国反教的拳民。

虽说老外把义和团叫“boxers”（拳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愤怒的公牛，但面对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拳师”们不堪一击，纷纷流窜到了直隶。

于是轮到直隶总督裕禄崩溃了。

行走的灾难

绝大多数人都会迷失方向，否则通往真理的路上将人满为患。

徐世昌的一封信指点迷津，改写了袁世凯的前程：

今以中国无兵、无械、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持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洋人又岂肯坐视其同类任团匪残杀而不问，能不联合军队，以陷中国？

慰庭不可遵行乱命，而当逐团匪于山东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再造乾坤之忠心。若随波逐流，则非但一身功名消灭，且恐不能保其身家。

徐世昌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把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再三细思后，终于下定决心：全面镇压。

袁世凯坚持己见，以事先颁布的约章针锋相对。英使什么便宜也没占到，悻悻而归。

秉公执法是治本之策，而当务之急却是遍地拳乱。

在徐桐等人“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的叫嚣下，朝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明剿暗抚——表面上做个样子给洋人看，暗地里却姑息甚至帮助其坐大。

但在以打击民间伪科学为己任的袁世凯看来，对付义和团不能心慈手软，要么就地解散，要么引颈就戮。

即使如此，对于以几何级数膨胀的义和团而言，还是显得过于温柔。

找准了病根，袁世凯对症下药，要求地方官必须学习掌握国际公法，遇事同洋人据理力争。

并且，以法律为准绳，在讲求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断案，使各方心服口服。

袁世凯以身作则，在处理肥城县英国传教士被杀一案时展示了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主犯斩立决，同犯绞监候，肥城知县因纵容包庇被革职。

前来交涉的英使并不满足，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凶犯从重治罪；泰安知府免职，永不叙用；清政府出资在肥城修建教堂。

后来，袁世凯经常将此心得同下属分享：

做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在精密的情报系统的协助下，大头发现，山东的官员不是视洋如仇就是畏洋如虎，而这两种情绪都不利于明镜高悬地办理教案。

更有甚者，因为顾惜自己的乌纱帽，且耐不得繁琐，一遇教案，不分青红皂白，责罚良民，苟且偷安。长此以往，教民愈发气焰嚣张，良民日益怒不可遏，愤懑迟早会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