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大干一场。

工部尚书孙家鼐代为准备馆舍，翁同龢则答应每年从户部拨发经费。各省督抚也非常看好强学会，王文韶、张之洞和刘坤一慷慨解囊，各捐五千两，甚至连宋庆、聂士成等武官都纷纷跟进。

袁世凯早在草创阶段就捐了五百两，此后又陆续资助，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博得了康党及众人的好感。

李鸿章自忖人老心不老，也想附庸风雅，捐他三千两，可惜被翁同龢门下走狗陈炽冷冷地拒绝了，气得老头出国前念叨说：“这帮人与我过不去，我回来后看他们还做不做得成官。”

事实上袁世凯也不单单是为了政治投机才混迹于维新派的阵营，他是真心想吸纳那些进步的观点与主张。而兼收并蓄的胸襟，正是大头比康有为更有为的重要原因。

当时，梁启超作为《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在广学会这块经营了多年的舆论阵地上，用饱含深情的文笔呼吁变法，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名动京城。而康有为则趁机联合陈炽（户部员外郎）、杨锐（内阁中书）、沈曾植（刑部员外郎）以及文廷式（翰林院侍读学士）等中下级官员，谋划成立强学会。

这帮人不是翁同龢的门生就是李鸿藻的故吏，隐然清流党设在民间的进步团体。

民间清流更激进，不仅大谈西学，而且谋求政改。由于后台很硬，连李提摩太都参与进来，因而又同外国使馆搭上了关系，英美公使都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图书和仪器。

嵩云草堂，来者日众。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张之洞长子张权都被忽悠入会，一干人选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准备大[...]

再简单的事，重复做也会发生质变。康有为三个字终于上达天听，光绪对左右道：“这个康某人何以不顾生死，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

他的理解是忠君，并开始对疏中“富国、养民和社会改革”三策发生浓厚的兴趣。

由康有为主演的这幕脑残志坚的励志剧可谓中国版的《阿甘正传》。据他回忆，自己早年时时哭笑无常，唐德刚在请教了心理医生后说这是初期精神病的症状。

两个风云人物在嵩云草堂会面了。

对大他一岁的康有为，袁世凯一口一个“大哥”。对梁启超这个日后还要频繁过招的对手，袁世凯则叹为奇才，称其“少年英俊”。

大头要借康党的势。

奉旨练兵

同样看到曙光的还有康有为，1895年的夏天，他以二甲第四十八名考中进士，观政工部。

梁启超却成了炮灰。被康老师洗脑的他没认识到国考的严肃性，继续耍笔杆子谈改良，被主考官徐桐先入为主地误认为是康有为的卷子，当场摒弃不录。倒是副考官李文田慧眼识珠，在卷末惋惜地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康圣人去工部报了个到就再也不想上班。他对盖房修路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像坚持晨练一样坚持上书，且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皇上你要再不改革，则“求布衣而不可得”。

个人的小我情谊，同苍生大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堂大人，以你的胸怀，想必能谅解世凯的苦心吧！

意气风发时，高歌猛进，算半个英雄；头破血流后，饮血低吟，更是半个英雄。然而，为了亡清，沧海横流间荣辱不惊、心如死水，才是真正的英雄。

黑材料对李鸿章影响不大，却在翁同龢那儿产生了奇效。第三次把袁世凯送出家门后，翁在日记中写道：

此人不滑，可任也。

在练兵人选上，三个大佬第一次难得地达成了共识。李鸿藻叮嘱荣禄，指定袁世凯编写《练兵要则十三条》。再加上刘坤一的举荐，一十八载亡清梦，总算迎来了曙光。

荣禄一肚子委屈，向好友鹿传霖抱怨：

常熟（翁是江苏常熟人）天生奸险狡猾，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其误国之处，可以同合肥（李鸿章）相提并论。合肥甘心做小人，常熟则是伪君子。与其共事，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争执。

荣禄的偶像是李鸿藻，三十年交情下来，凡是李夫子打招呼的事，没有不鞍前马后的。

因此，这场游戏卡就卡在翁同龢那儿，而且由于光绪的发飙，还进入了倒计时。

别无选择的袁世凯开始整理黑材料，包括李鸿章当年如何压制吴长庆，日军登陆朝鲜时如何贻误战机。既翔实又鲜活，一直熬到深夜。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神不语，见证了世间多少善恶。

袁世凯一脸倦意，来到中庭，仰望夜空，默然不语。

袁世凯怕把老头气出脑溢血，赶紧诺诺而退。

能骂人说明精神状态还不错，大头感到很欣慰。

但马上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从张謇那儿听说，光绪对胡燏棻很不满意，为了迎合尽快雪耻的帝意，翁同龢建议全权委托汉纳根练兵。

问题是汉纳根的方案比较激进，主张聘请德国军官七百多人，下派到各哨。在荣禄看来，这就是让老外控制了连一级的单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光绪叛逆症发作，态度异常强硬，说必须让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得阻拦，还当众点了荣禄的名，叫他不要掣肘。

另有协办大学士二人，通常由尚书兼任，为晋升大学士的必经之路，竞争激烈。有清一代，保和殿大学士只有傅恒刷出来过，汉臣的最高成就则是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武侯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奏请开缺，教他想死！”

许久不见，李鸿章苍老了许多。

也难为他了，所有的职务撤得只剩一个内阁大学士的虚衔。玩政治的人一旦没得玩，其凄惶景象，堪比瘾君子无毒可吸。

为打破尴尬的冷场，袁世凯小心道：“中堂是再造国家的元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的空名，上朝请安，形同寄宿于旅舍，未免太不合适。不如暂时告退，养望林下，一俟朝廷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则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

李鸿章厉声打断：“罢！罢！慰庭，你是来给翁叔平（翁同龢号）做说客的吧？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在清代虽是虚衔，但仍分为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六级，常年只设四人。

转场。

袁世凯捧着信含泪读完，哽咽道：“如此知遇，更有何言。”

然而此刻，他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断：是否要对自己的精神教父下手。

背叛，黑帮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

夕阳西下，怅然若失的袁世凯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经意间竟踱到了贤良寺。这是李鸿章出国前下榻之处，门庭冷落。

许久不见，李鸿章苍老了许多。

也难为他了，所有的职务撤得只剩一个内阁大学士的虚衔。玩政治的人一旦没得玩，其凄惶景象，堪比瘾君子无毒可吸。

问题其实很简单，无非站队。大头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匪气很重的官场，要转变阵营，没有投名状，想都别想。

徐世昌索性挑明，四个字：打死老虎。

袁世凯心里一惊，旋即明白抉择的时刻到了，要想赢得翁同龢的信任，必须出卖李鸿章，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画面变成了黑白。

十年前，李鸿章上奏慈禧，保举大头。

伴随着镜头中书写的毛笔，画外传来李鸿章的声音：“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名缰利锁，名在利前。即使你能抵挡利的诱惑，也难保不坠入名的樊笼。名与利，实乃铜钱之两面。一面写着“乾隆通宝”，一面写着“吉祥如意”。但见“吉”字朝上，不见“宝”字在下，便不带铜臭了吗？

说到底，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如胶似漆，彼此彼此。

如果大头懂书法，送一幅名贵的字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连“嵩云草堂”四个字都是翁同龢题写的。而以翁的性格，必定会估价后给钱，但很可能就此引为知己。

大头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次拜访，果然仍不见效，只好找徐世昌问计。

此人开展，而欠诚实。

当领导说你不诚实时，往往指的是你跟他还没有完全交心。袁世凯回去后辗转反思，心想：求官六字诀只剩下“送”字没使了。

是人，都有价码。人心既是肉长的，就逃不脱被收买的命运。所不同者，有人一顿饭可以搞定，有人却必须以重金砸之，抱负越大，心理价位越高。

翁同龢是不收礼的，任你金山银山，他自岿然不动。

然而，滚滚长江，千帆竞渡，终究不过两艘船，一曰“名”，一曰“利”。

此情可待成追忆，就是心里过不去

但凡了解光绪惨淡童年之人，都知道翁同龢才是攻略的重点。

虎妈慈禧，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铁石心肠，更不消说对光绪了。

这直接造就了皇帝懦弱的性格，也将翁同龢推上了慈父的角色。只需一场戏，尽在不言中：每当雨夜，空旷而孤寂的宫殿里，师徒二人总是抵足相谈。一阵响雷传来，胆小的光绪“噌”地扑到了翁师傅的怀里……

为了拿下翁同龢，袁世凯不惜一切。他找到旧怨张謇，尽弃尊严，求他代为引见。张謇究竟是干大事的，也不计较，当即答应。

第一次会面，大头呈上了练兵条陈，百般游说。可能因为急进，感觉并不好。果然，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据李鸿章的笔杆子于式枚回忆，每当袁世凯谈论在朝鲜的往事时，大家全都凑过来仔细聆听，被他神乎其神的经历所折服，目为一世之雄。久而久之，只要袁世凯一来，全都戏言“曹操到了”，他也漫不经心地答应大伙。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世凯终于博得了包括张之洞和晚清重臣刘坤一在内的朝臣的一致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