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洞内负重，洞外虚无，柏拉图是想告诉世人要立足于生存，但不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吧。”

沈玉英：“此岸，还是彼岸？回到缸中之脑的假想，即使那颗大脑觉醒了又能如何？面对的不过是比虚拟残酷百倍的真实，要之何用？”

伍连德颔首：“的确，无知才是快乐。”

沈玉英盯着他看了半天，从包里取出张黑白照片，一字一顿道：“伍博士，这是真的吗，周遭的一切都是幻象吗？”

那是一张五十年前的照片，伍连德在哈尔滨拍的，复印后给几个朋友寄过。

沈玉英笑道：“这不是《理想国》里的‘洞穴寓言’吗？一列世代住在不见天日的洞里的穴居人像囚徒一样被人锁住脚和脖子，无法环顾，全部面向尽头的洞壁。队列后方有一燃烧的火堆，几个手持器物的人绕着火苗游走，高大的身影被火光投射到对面的洞壁上。由于‘囚徒’不能回头，不知成像原理，皆以为影子是实体，以给它们命名为乐，习惯了这种生活。一天，一个‘囚徒’偶然间挣脱枷锁，回头发现了真相。顺着蜿蜒曲折的甬道，他走出洞口，双眼却因阳光的刺激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一片虚无。他不得不原路返回，且追悔莫及，恨自己看清了一切，但自食其果了更大的痛苦。”

见沈玉英一脸狐疑，伍连德举例道：“设想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将活人的大脑从身体上切除，放入盛有脑存活营养液的器皿，神经末梢同计算机相连。按程序，计算机持续向大脑输送信息，刺激指定区域，构建‘真实的’虚拟世界。同时，通过对海马体与杏仁核的改造，重写大脑记忆，使之彻底‘忘记’被动过手脚。那么请问，你如何担保自己不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第七封印

沈玉英笑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搞不好你我也身处梦境啊。”

伍连德正色道：“人们生活在熟悉环境里，学习、工作、恋爱、生育，忙忙碌碌，日复一日。公司前台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礼貌用语，银行账单每月准时寄到分秒不差。究竟什么是真实？如果你认为由视觉、嗅觉和触觉感知到的就是真实，那么这种生物电在大脑特定区域作用产生的信号并非不能模拟。”

伍连德：“因为人的感官全部向外，对自身缺乏了解，对世界颇多误解。所以，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管理别人。”

沈玉英表示赞同：“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标准的世界图式。任何一个主义，都无法彻底解决现实问题。”

伍连德点头道：“宇宙的熵增（趋向混乱）决定了一切都在变，所谓的定论皆如盲人摸象般残缺片面。故笛卡尔有言，一切皆可质疑，只有我的质疑不可质疑。”

“但是，”沈玉英道，“如果诸事可疑，真实与虚妄的边界又在哪里？”

伍连德：“印度教认为世界是梵天的一场梦，梦醒之时，世界重启。而梵天又在另一个神的梦中，一切的尽头都是虚无。”

沈玉英点了点头：“还不是为了老头子要不要做皇帝，吵来吵去。”

伍连德：“所谓的政治立场，实在是最无价值的东西。按佛教的说法，世界是不可表达的，当你表达时，已经错了。”

沈玉英没接话。

伍连德：“屈指一算，人生不过两万来天，所能接触的事物，对世界而言只是沧海一粟。正如这院子里的蚂蚁，从没走出过院门，又怎能对槟城发表意见？但人类就敢。殊不知结论是简单的，结构是复杂的。”

沈玉英：“政治家改造世界，文人总结世界，只有科学家在探索世界。现在看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远远不够，扭曲和加工却习焉不察。”

伍连德摆了摆手：“人老了，难免头疼脑热的，不碍事。”

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沈玉英坐下，接着道：“你在信中没提要来，可有紧要的事？”

沈玉英像是陷入了悠远的沉思，良久方道：“先夫当年并非必死之症，你推荐的贝希叶医生也认为病情可控，为什么……”

伍连德打断道：“膀胱结石引发的尿毒症，住院开刀，绝无性命之虞。”

沈玉英：“但他拒绝了？”

问对方，也像是在问自己。

伍连德望向窗外：“这里是我的故乡，直到两年前它才真正独立。此前，英国人、马来人以及马共争斗不休——是不是很像那时的中国？”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西北角的槟榔屿华人众多，是马六甲海峡上的重要港口。

俯瞰槟城，只见一排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平房，顶头一座小院的门被一个步履蹒跚的欧巴桑推开了。

“Mrs.沈，谢谢你来看我。”虚弱的老人从床头取过眼镜，一边强撑病体，一边微笑着打招呼。

九十多岁的沈玉英徐徐道：“听嘉惠霖博士说，你被提名诺奖候选人。正替你高兴呢，就听说你病倒了。”

银河系也毫无特别之处，离它最近的星系在几十万光年以外，像它这样无足轻重的点缀宇宙中至少有几十亿个。

许多年后，太阳的死亡将宣告地球的终结。

但眼下看来，末日好像还远。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这场人类的浩劫对银河系而言不过如恒河少了粒沙，同样的剧情每天都在宇宙中上演，多少未知的故事消失在光锥之外，无人打捞。

万般皆逝去，死神独永生。

无涯的痛苦造就了无边的恐怖，在凉如秋水的孤独中，袁世凯昏昏睡去……

仰望夜空，他产生了一种更绝望的猜测：宇宙其实早就死了，星系、恒星、行星乃至人类，无一不是它的残片。

我们生活在一具加速膨胀的尸体之内。

证据便是光永远无法从宇宙的一端传到另一端。

既然速度的极限光速都做不到，说明宇宙一端的信息根本传不到另一端。如果宇宙是一个人，这意味着他已经全身瘫痪，没有知觉。

而地球，这个待死的细胞，正绕着银河系悬臂上一粒毫不起眼的微尘（太阳）公转，体积不足其百万分之一。

袁家祖上普遍短寿，五十八岁成为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因此，对死神的恐惧在袁世凯晚年持续发酵。

翻检家书不难发现，袁世凯经常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老宅不要轻易改门。1910年，周馥去洹上村拜访前，他叫周携堪舆大师杨焕之同来，专程到项城看袁家的祖上风水。

深谙乃父心理的袁克定伺机大造舆论，称只有做“真命天子”才能改写命运，闯过生死大关……

袁世凯何尝不明白，死亡才是唯一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往哪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所指引的方向。

穆赫兰道

居仁堂的夜，已经很深了。

黑夜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那个不曾有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接受，别无他策。

曾几何时，人们为自己从上亿颗精子中拔得头筹、赢得诞生的权利而深感庆幸。但慢慢发现，这可能并非胜利，而是放逐。人生即痛苦，最大的痛苦便是明知一个意味着“永恒消失”的黑洞在终点收割一切，却只能机械地朝它奔去。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设法定继承人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总之，古教授的立论并不新鲜：制度派生于文化，文化制约着制度的变迁。

激进浪漫的法兰西显然无法容忍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君，而冷静理性、崇尚高贵的英吉利则愿意同皇室谈判妥协。

具体到中华民国，古德诺主张君主立宪。考虑到开倒车的风险，文末他提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方能恢复帝制：

一、不会引起反对；

二、严格确定继承法；

三、为立宪政府的发展做好规划。

古文主张：帝制与共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

当初法国革命直承美国独立战争之余波，醉心于自由民主。但因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经历了两次复辟，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崩溃，方才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距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已近百年。

而相继摆脱殖民，建立共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更等而下之，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古德诺认为这种“国会独裁”的制度很荒谬。并且，不谙内情的他对南方发动的“暴乱”（二次革命）也心生厌恶，毕竟人幼年时经历过南北战争，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总统一边。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频仍，中间回了趟美国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来华时，就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彼时，“二十一条”刚刚签订，袁世凯给古顾问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比较世界各国政体之优劣，以资参考。

古德诺觉得既然是写给总统的密件，就从学术角度毫无保留地向雇主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岂料，这篇备忘录被袁克定搞到手，组织杨度等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公开发表，一时间举世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