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赢了以后怎么办？大侠在逃避了追杀，赢得了美人心，清除了各种威胁之后，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就好象我们大多数人如今每天面对的问题一样，那时候，他怎么过？如何养家糊口供房子？当保镖？当武术教练？他不觉得口中寡淡吗？如果这种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不到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民族还不成熟？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懒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

假如换一个社会和时代，幻想的对象大概就不再是武侠，而是亿万富翁，似乎那才是西方男人的幻想中心。体现这些幻想的作品有《百万英镑》，《基督山恩仇记》，还有那些畅销的关于巨富的传记。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那么肆无忌惮所向披靡。这就是说，对加害能力和自卫能力的热切幻想，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切幻想，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缺陷。中国的合法暴力控制者长期失职，因此公正问题格外严重。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的社会有病，所以我们特别馋这些东西，在幻想中大口吞食这些东西。

我们当然知道，维护正义是很麻烦的。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检查官、律师和法官们，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麻烦，勉勉强强还未必能维持一个大概的。指望一个武术高手在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不过神话恰恰是既省事又省心的故事。我们特别怕麻烦，怕费心，怕受约束，还怕合作，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怕走复杂的组织程序，怕背诵复杂的法律条文，我们幻想舍弃这一切麻烦，不支付任何代价，像呼唤神灵一般地把正义从空中呼唤出来。原来，我们的白日梦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懒汉的富贵幻想。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官本”一旦“主义”起来，甚为蛮横，说什么便是什么，说多少便是多少，越过边界一味地自我扩张，如同李榕笔下的白员所显示的那样，官家的繁荣与商家的繁荣便直接呈现为反向关系。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

血酬和横规矩并非一无是处。小偷不敢随意在谦德庄行窃，土匪不许客匪在自己的地盘内抢劫，这未必不是平民之福。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块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产了，反而不肯胡乱糟蹋了。随着预期统治时间的延长，为了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调整自己与羊群的关系，培养税基，确定最佳屠宰率，保护草场，维护羊群生存繁殖的有利条件，打退其他肉食动物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血酬与报酬、掠夺与皇粮正税、横规矩与天经地义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重合部分。

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现在鄞县也到了“天下已定”的关头，平民胜利了，大家要过平常日子了。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不妨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致官府的报复，或者利用这种尊敬出格越轨，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地方官并不愿意军队进自己的地盘。清兵腐败，是蝗虫一般的祸害，更何况分化策略已见成效，百姓情愿完粮，剩下一个周祥千，鄞县的捕役足以对付了。因此鄞县和宁波府都反对用兵。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干部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奸淫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毛泽东统帅着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一路阳刚纯取攻势，既要清除小农，又要彻底改造人心，试图创造出一套新价值观和计算得失的方式。当时宣传得铺天盖地，灌输得无孔不入。不过二十多年，许多东西就好像《诗经》中的遥远故事了。

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帐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订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了海盗。

一般来说，物质资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随着资源的匮乏程度逐渐逼近甚至突破维持生存的底线，身外之物便逐渐演变为“等身之物”，成为性命所系的“命资”，可以提供“命资”的生产资料则是命产。在资源瓜分完毕的社会格局中，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血线之下，各种物资都获得了命资的意义，一碗饭可以延续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于一条人命。突破血线必定导致流血，要么自己失血折命，要么博命威胁他人，劫夺活命之资。简而言之，刘某当土匪是为了保住命产，从而获得命资，由此保住性命。

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耶律楚材先生的作用，无非是帮助皇帝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纠正了别迭的错误估计。

当平民百姓普遍贫穷时，绑票也会逐渐无利可图，我们看到，票价已跌得不足十年前的十分之一。这时候当土匪的风险依然，收入却未必足以糊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当，大乱便可能转向大治。真所谓物极必反。另一个推论是：所谓“吃大户”，“劫富济贫”，号称也是一种道德，其实在经济上这是合算的买卖。后来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户头上。势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经济选择说成道德选择，未免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人命是有行情的。各种人身权利都是有行情的。

土匪之所以不打扰农民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抢。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