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名称，介绍了这个群体的人员构成、规模和收入，描绘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和斗争策略。

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这个代价，往往要由老幺（洪门）、门徒（青帮）、喽罗或崽子（土匪）支付，收益的大头却归“大爷”或“掌柜”。

盖哥老首领向称大爷，凡良懦无识，任彼诱致，以为拜弟，即当听其指挥，生杀惟命。凡作奸犯科之事，皆嗾使使拜弟为之。事成，则大爷享其利；案破，则拜弟罹于法。至有引颈就戮死而不悟者。彼大爷且逍遥法外，窃喜操术甚工。

资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种规则，必定发展出某种规矩。在我们看到的情景中，无论是打翻菜农“抄手拿佣”，还是砸赌场“拿挂钱”黑吃黑，这些规矩都赤裸裸地建立在强横的基础上，建立在以暴力损害对方的基础上，因此，我称之为“横（第四声）规矩”。在中国历史上，横规矩一直肩负着资源分配的重担，据此分来的资源，便是不断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血酬”。

“硬股”这个概念和“卖命”的说法一样，蕴涵着造词者和用词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彻理解，这是地道的中国思想和民间智慧。这种智慧给予我巨大的启发。我还见过当代民间的一些语言创造，譬如黄股（资金股）、白股（技术股）、红股（实权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给黑势力的股），以及“权力股”和“好汉股”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概念都没有达到“硬股”的深度。硬股，正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国“成事要素”的常规范围，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们对这种欠缺习以为常，发展出弥补的办法，并成为固定的规矩。

在动物世界里，进食次序的改变，也往往需要流血，这就意味着：生存风险与生存资源的换算已经在动物的心中完成。这是动物界最古老的计算之一。

我想再强调几句。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线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突破了这条线，博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线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

于是掏“挂钱”摆平破坏要素，就成了“诸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佳策略

整个过程说来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传统和精巧的利害计算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利，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