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芳想建一个大钢铁厂的想法，是在2002年的春天突然迸发出来的。这时候，39岁的他在长江南岸的长堤边踱来踱去，像一个捡到了宝贝的孩子。

戴家采访，戴国芳与他隔墙通话，说：“还是不要见了吧，最近什么事也没做，就想安静待着，如果要做什么事的话，给你打电话。

在所有的大败局人物中，戴国芳是最“不愿意”东山再起的人。

两代标王，一道沦落，在同一时刻将这两条新闻齐案并读，实在让人叹息无言。

这年年底，胡志标赴荷兰菲利浦公司总部考察，这位百年巨人以“私人飞机加红地毯”的最高规格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据称，菲利浦从来只对两类人给予这样的礼遇，一是国家元首，一是公司最重要的客户。当时业界对胡志标的厚望由此可见一斑。

私人飞机加红地毯”的最高规格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据称，菲利浦从来只对两类人给予这样的礼遇，一是国家元首，一是公司最重要的客户。当时业界对胡志标的厚望由此可见一斑。

在长期的大一统制度之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严重者，是四大意识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中国未来能否有大进步，实取决于此四大意识的唤醒。没有一个国家的变革是对历史的亦步亦趋，中国亦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性。2013年的中国，变革的力量在朝野两端同时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一些民间新势力的出现，这四大意识的缺乏有被改进的迹象。

透过对三大特殊战场的改革路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非常之大，其难点疑点几乎在经济学中找不到“标准答案”，然而，三十多年改革留存下来的财富也非常之大，拓进空间充满了想象力。未来十五到二十年，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红利、内需消费的井喷以及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全民预期，都为改革打开了一扇不小的“时间窗口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经济最不可思议的三个部分，就是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土地国有化以及政府对民间金融业的全面压制。此三项为未来经济改革的主要战场，已是政经界的共识，不过，在策略选择上存在严重分歧。

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自先秦诸子以来，“均贫富”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

在过去的20年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

一个保守性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

于是，在许多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或第一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强国与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而言，是一个全民普惠的过程，然而，受惠的比重却大有不同，根据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这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因此，在知识界，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警告不绝于耳，在民间，存在着仇富、仇官心理。2013年的中国，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失去共识的年代”

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