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因“停课停工闹革命”，城市里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学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十年时间里，有超过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适龄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二）被下放到农村，从而以极残酷的方式化解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第三个收益是控制人口流动，进而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与户籍制度互相勾连，造成城乡分化，没有票证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无法看病和入学，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短缺经济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

第二个收益是推行票证经济，在物资短缺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

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从土地中获得三大收益。

第一个收益是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

也就是说，在《土地法大纲》颁布的11年后，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为集体所有，5亿农民被全部纳入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自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基于小农经济的宗族社会模式被彻底破坏，从此，中国人再无 “故乡”。

因为农民失去了对土地交易的处置权，实质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权，因此所谓的集体化便是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杨小凯指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有根本性的影响。

到了1964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老师加兄弟”的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一百万。同时，美国出兵越南，中国遭遇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威胁”，中共决策层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东北、华北和华东沿海一线、二线地区的重要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等三线搬迁，

在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如一位狂奔后虚脱了的运动员，由疯狂跃进陡然跌入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在农村，地方政府仍然以上一年虚报的数据向农民征收粮食，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广大乡村出现了很多饿死人的现象。主管经济的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粮食“大跃进”同样荒唐。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958年的粮食指标为8000亿斤，棉花则为6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它成为1958年最出名、最响彻云天的一个口号。各地农村纷纷造假，虚报粮食产量，小麦的亩产纪录从绝无可能的1500斤“上涨”到无法想象的13.0434万斤10两4钱（当时1斤为16两）。 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万亿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

就这样，一个全民炼钢的高潮被掀起了。全国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很多人把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门把等都捐献了出来，倒进火红的炉膛中。这一年，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108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近乎自毁性的事实：1108万吨钢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土法上马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其中300多万吨是毫无用处的废钢，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生铁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全民炼钢不但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很多山上的树被全部砍光。为了全民炼钢，各地迅猛地从农村招人进城，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

在中国经济史上，私营企业在1956年的集体消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这意味着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在百年现代化历程中，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终极目标从未更改过、经历了多轮技术性试验的长期运动。

在考察近170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时，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各个政治流派的主张对立起来，譬如保守派这样，洋务派那样，维新派这样，革命派那样，国民党这样，共产党又那样，似乎他们从来是经纬对立，界限分明。

可是，在经济变革上，界限分明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我翻阅研究各派主张，发现在一些根本性的立场上，相近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至少有三大原则为各派所共持：

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

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

其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

这三个原则自洋务运动开始便已确立，历大清、民国及当代中国三代，虽然在一些时期会遭到部分精英的质疑，不过从未被放弃[...]

如果我们将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经济放置于这样的史观之下进行反思，也许是合适的。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共产党人以无比的自信进行了一场史上最为彻底而坚决的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大试验，其历程可以用哈耶克的两本书名来形容：开始于“致命的自负”，终而“通往奴役之路”。然而，它的试验并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改弦易辙，而更像是同一终极目标下的、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偏执行动。

姬长孔回答：“这是我的手机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