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曼多默默给她检查,她痛恨他的沉默,她觉得那是一种阴险的沉默。那个干干净净、冷漠的男人问你问题,但好像根本不相信你的回答。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工具,通过检查就来证实那些问题,好像你的身体最可靠,可以给他提供答案。他用听诊器听她的心跳,用手把脉,他用目光审视她,但没有马上说她的胸、肚子和喉咙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都是表面上很熟悉的器官,但这时候她感觉一切都很陌生。
男人都觉得,他们的每一项伟业,无论好坏,你都应该对他们崇拜万分,就像面对建立丰功伟绩、杀死恶龙的圣乔治。
这都是脑子的幻觉:房间里除了詹纳罗,没有别人,孩子躺在旁边的小床上,呼吸很平稳。没有其他真实的人和声音,但这并没有让她平静下来,反倒让她更加恐惧。她的心跳得那么猛烈,好像要把周围的东西震开,事物之间的紧密咬合变得松散,就连房间的墙壁也变得不再那么坚固,她的心跳猛烈地撞击着身下的床,好像会让墙上的泥灰产生裂纹,会让她的头骨松动,也许会伤到孩子。是的,也许他会像赛璐璐玩偶一样被毁坏,他的胸部、肚子和脑子都会裂开,会露出五脏六腑。
她意识到,在一阵阵的恐惧之中,她其实并不是一个人,从她失控的脑子里,冒出了那天她遇到的人、听到的声音。那些人漂浮在房间里——门卫、工友、娜迪雅、大会上遇到的两个男孩、出现在风干室里的布鲁诺——就像一部无声电影那样,他们的动作都很快,报警器的红灯闪得频率也很高,包括从她手上夺过香肠,高声威胁她的菲利普,也是像被快进一样。
我注意到,她还在电话前放了一把椅子,让我舒舒服服地坐着打电话:人们真是看得起那些念过书的人,大家都认为,那些聪明孩子努力学习,就是为了避免劳累的生活。我想,我该怎么向这个女人解释,我从六岁开始就成了文字和数字的奴隶,我的心情完全依赖这些文字组合,现在的这种愉悦是很罕见的,也是不稳定的,可能只会持续一个小时、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
现在,所有这些都卷入了一道白烟里(这个世界非常不公平,需要得到改变,但无论是美苏的和平共处,还是欧洲工党,尤其是意大利工党的政治改革,都倾向于让无产阶级处于等待状态,让他们保持附属地位,都在给革命泼冷水,结局是世界陷入僵局。假如社会民主党获胜,那么资本主义就会统治世界,工人阶级也会成为消费主义的一部分)。
时间,就像对于其他事情,是决定性的。拥有尼诺,可能就只有一夜,他会在早晨时离开。尽管我认识他很久了,但他一直在我的想象里,那些想象自我童年就开始了,由孩童时期的种种愿望组成,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没有一个未来,我知道,和他永远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彼得罗属于现在,他像界碑一样确凿,他给我划出了一片崭新的领地,一片充满理性的天地。这片领域存在一些规范,这些规则来自他的家庭,就是要赋予每样东西意义,要捍卫伟大的理想,要坚持原则,要维护家族的声誉。
那些话应该像大太阳底下的钢丝一样明确
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城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进入雨季之后,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扶手塌了,造成了很多死伤。随之而来的是叫喊、斗殴、报纸上的唇枪舌剑。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她的内部喧腾着,起伏不定,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内部则布满了毒药。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孩子、成人、老人、其他城市的人、北约的美国人、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还有那不勒斯人。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充满风险的地方?在郊外、市中心、小山上,维苏威火山下面,到处都一样。
在那些地方,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在过去那些年里,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有时候是带着好奇,有时候是漫不经心。小时候,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那不勒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的摩天大楼,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它一层一层在增高,那时候,在火车站旁边,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
我想,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我一定会很高兴。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寒冷和炎热,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一直停电,那些黑黢黢的、充满风险的街道,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春天的时候,那本书出版了,要比我的大学毕业更加重要,它赋予了我一个新身份。我把一本新书展示给我母亲、我父亲,还有我的弟弟妹妹看,他们默默地看了一下,但没人翻阅里面的内容。他们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微笑,就像警察局的人面对着一张假文件。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姓氏。”但他说这个时,并没带着很满意的语气,就好像忽然间他不是为我感到自豪,好像是发现我从他口袋里偷了钱。
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或好或坏的事情,惊心动魄的事情,和我经历的一切相比,毫不逊色,时间只是毫无意义地过去,偶尔见见面很美好,只是为了听一下另一个人的脑子里疯狂的声音,还有这种声音在另一个人脑子里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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