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只能让人觉得滑稽。

每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重生的口号会点燃人们的希望，一切都会支离破碎，成为残渣，落在之前的残渣之上。

但我早已经知道，现实中，一切都要平庸一些。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制造声音，就像古代的战士在作战前制造的声音，但这和真实的力量以及没有尺度的暴力并不相连，这只是一种表演。

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写东西，而是为了回击那些伤害别人的人，用语言来回击拳打脚踢，还有死亡的威胁。

这篇文章用一种非常有力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放置在一个矛盾的背景中，也就是“阻碍这个国家现代化的中世纪残余，和南方政治文化更新无法阻拦的脚步”之间的矛盾。那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非常有力，尤其在最后，他捍卫了文学价值，把文学和“让人悲哀的地方纠纷”分开。

要有思想，并不一定要成为圣人。无论如何，真正的知识分子非常少。大部分的文化人，一辈子都在慵懒地评论着别人的思想，他们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和对手勾心斗角了。”

“你们没办法区分向前一步、退后一步，或者停步不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向前一步指的是什么？”这个朋友问。

“就是国家总理不再是通常的天民党的人。”

“那停步不前指的是什么？”

“冶金工人的一场游行。”

“后退一步是什么？”

“就是要搞清楚，社会党和共产党哪个干净。”

“你现在越来越犬儒了。”

“但你一直都很混！”

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

那么多年里纷纷扰扰，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了各种心境，要抓住主线是很难的：我要么回顾一下自己的故事，把那些和莉拉相关的、错综复杂的事情筛选出来；或者退而求其次，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样写起来容易一些。但我必须尽量避免这两种情况：首先，我们俩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只有通过我才能抵达她，如果我把自己放在一边，最后的结果是，莉拉的痕迹会很少；其次，我也应该避免过多讲述那些我热衷谈论、但她觉得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也许会对我说：“说吧！说说你现在的生活，谁在乎我啊！说实话，你也不是很在乎吧！”她最后会总结说：“我是一笔糊涂账，错了又改，改了又错，根本不值得写下来。算了，放过我吧，莱农！我的事情都不值得用[...]

在童话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在现实中，能怎么办就怎么办。

难以预测的主体、父权的毁灭性逻辑、女性价值、慈悲。

婚姻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它像一个机构，剥夺了性交的所有人性。

啊呸！黑格尔。啊呸！男人的文化，啊呸！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啊呸！历史唯物主义，弗洛伊德，啊呸！心理分析和阴茎嫉妒。啊呸！婚姻，家庭。啊呸！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有恐怖主义。啊呸！战争、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专政。啊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人人平等的陷阱。啊呸！所有父权文化的体现，所有的组织形式。反对对女性智慧的污蔑，反对对女性进行洗脑。我们要从生育说起，不给任何人生孩子。我们要推翻奴仆和主人的二元结构，我们要从脑子里清除我们的自卑感。我们要做自己。不要犹豫。要坚持自己的不同，行动起来。大学不会解放女性，只能让对女性的压迫变得更完善，要反对智慧。男性已经进入了太空，但女性在这个星球上的生[...]

现在，我们需要从女性角度，而不是男性角度来做研究。无论哪个学科的背后都是‘阴茎’，当这根‘阴茎’疲软了，就会求助于铁棍、警察、监狱、军队和集中营。假如你不屈服，假如你继续捣乱，那就开始大屠杀。”

正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才使学习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非常艰苦的事（比如说对我），但对其他人是一种消遣（比如说对于彼得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管社会公不公平，人们都必须学习，这是一件好事儿，非常好的事儿。

我的焦虑缓和下来了，我获得了一些个人的空间，但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想劳神工作，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的疾病，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户外，享受阳光和色彩缤纷的生活，走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欣赏橱窗里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