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不只看两个变量间的单一联系，还将重点关注另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人的行为是由多重原因共同决定的。

一旦我们明白了大部分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理论而不是预测具体环境下的事件，以及大部分研究的结果是通过理论间接应用的，而非在具体环境条件下直接应用，那么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发问：究竟心理学中有多少理论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应用。也就是说，心理学理论的普遍性得到验证了没有？

禁锢于真实生活条件会妨碍我们发现许多新事物。

实验方法的核心就是操纵与控制。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仅仅观察两个变量的自然变动是否显示某种联系，而在真实验中，研究者要对被假设为原因的变量进行操纵，通过实验控制和随机分配来保持其他所有变量不变，然后来看这个假设变量是否会产生影响。这种方法排除了相关研究中出现的第三变量的问题。第三变量出现的原因是，在自然倩境下，很多不同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实验方法就是用来分开考察这些自然存在的关联。它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目的，是因为它以操纵一个变量（被假设是原因的变量）的方式分离出该变量，并保持其他所有变量不变。但是，为了区分这些自然的关联，科学家们经常要创设自然世界里不会出现的特殊条件。

大脑这部机器构造出来是用于生存的，而不是用来理解它自己的。因为这两个目的完全不同，大脑在没有接受科学知识时观看这个世界是零散的，它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它所必须知道的世界的一隅，以便于能够生存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甚至到今天人类了解汽车远胜于了解他们自己的大脑。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外行人观念的不准确是因为他的观察是“自然的”，而不是像科学家那样进行实验控制。

创设特殊条件来验证是否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错误观念像病毒一样侵袭我们

安慰剂效应是指，无论疗法是否包含了有效的成分，人们都倾向于报告任何疗法都对他们有效。

个案研究的证据不能用于建立因果性结论，鲜活的例子在人们的判断中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伪科学的代价巨大等等。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媒体影像的环境中，对于社会来说，不受影像支配而基于有效的证据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安德森一直提倡控制实验，并会定期招募一些病人来做有控制的临床测试。但是他仍旧纠缠于自己对突出个案的反应，那些鲜活的个案对他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尽管他相信科学，但仍承认“当真实的人眼巴巴地看着你的时候，你将被他们的期望以及自己对他们期望的期望所包围，这确实非常困难”（p.36）。但是安德森知道，有时对他的病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看着你的那个真实的人”，并且遵循最佳证据的指示。最佳证据来自于有控制的临床试验（将在第6章表述），而不是看着你的那个人的情感反应。

。250张照片所产生的影响是每周数字报道所远不能及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应该克服这种不相信数字、必须亲眼目睹才去相信的倾向。绝大多数影响我们社会的复杂因素都只有靠数字才能捕捉。

将担心聚焦在“当下流行”的事件上，势必会误导父母的注意力，导致他们“忽视了他们本来能够施加更多影响的方面，例如学业成绩、看电视的坏习惯、吸毒和驾车安全等”（MacDonald，1990）。

个人见证的鲜活性常常令其他一些更可靠的信息黯然失色。

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人类记忆和决策中的所谓“鲜活性效应”（Kunda，1999; Ruscio, 2000; Sinaceur, H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