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警察局采写简短新闻，旁听法庭的审判，并将这些场景在他构思的小说中表现出来：他笔下的主人公默尔索被刑事法庭判处了死刑，审判是一出以正义的名义上演的闹剧，法庭成了串通一气的法官和律师的俱乐部，新闻界也是参与闹剧的一员。在未来的这部小说中，一个记者对被告说：“‘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夸大了一点，夏天是报纸新闻的淡季，只有您这案子和那桩弑父案有点儿新闻价值。’接着，他为我指了指他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像只肥胖的鼬，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他告诉我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他并不是为您的案件而来的，不过既然派他来报道弑父案，那家报纸就要他顺便将您的案子也发回去。’”在这部未来的叙事作[...]

1937年8月的一则笔记：“许多年来，每当听到政治演讲或者读到当权者写的东西，我就会因为从中听不到任何人性的声音而感到可怕。总是同样的套话重复着同样的谎言，……那些人……在用毕生的大部分精力以及所谓至关重要的利益进行赌博。”他第一次明确写下了在以后的一部小说中要表达的主题：“主人公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婚姻、职位等）找寻着自己的生命。在阅读一篇时装目录时，他突然意识到对于自己的生活（时装目录上所看到的那种生活）而言，他多么像一个‘局外人’。”默尔索开始取代《幸福的死亡》中的主人公麦尔索。加缪已经为《幸福的死亡》草拟了分为三个部分的提纲，但他并没有照着提纲写。现在，他又为另一部题为《局外人》的作品[...]

作为具有普罗提诺思想倾向的共产党员，这位加缪在手记中还写道：“但是，就另外一个方面而言，如何将共产主义与对人生的厌倦统一起来呢？如果我尝试极端的形式是因为它们达到了荒诞与无益的程度，那我就会否定共产主义。此外还有宗教关怀的问题……”他同时思考着当前的共产主义和昔日的基督教。

上帝与共产主义二者，究竟谁掌握并理解了历史？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曾经吸引着奥古斯丁。1936年的加缪就正处在摩尼教观念，即某种简单化和慷慨的共产主义学说之中。他在奥古斯丁思想里还发现了一种美学观。这个哲学专业的学生首先是一个作家，形式对于他而言与内容同等重要。通过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他在审视普遍性悲观主义各种论据的同时寻找着乐观主义的理由，并且作为附带收获发现了一种悲剧感以及活着的幸福。

以下的简要思路在加缪看来能够接受：一方面，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反动资产阶级都应该被阿拉伯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者推翻，因为资产阶级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另一方面，应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天主教一样，共产主义作为完美的人类社会模型，标榜能够拯救全人类。有谁比共产党更能以苏联作为夸耀呢？尽管没有引申出一套关于阿拉伯农民和工人的理论，加缪在自己加入共产党的行为中还是看到了保护“土著”的可能性。

他所寻求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公正或与种种不平等现象进行斗争，而且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他的共产主义既有经济和道德的内涵，也有形而上学的内涵。

他加入共产党也是为了寻找一个世俗的教会。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数不多、受到迫害、处于半非法状态，犹如地下活动时期的基督教徒。共产党反对战争，但并不反对所有战争。作为战争孤儿，加缪对这种带有和平主义表象的意愿很容易动心，领导者将此当作一种策略，下层民众则对其怀抱信念。

加缪并没有把政治活动当作实现自己雄心的途径，他只是对欧洲人与“土著”之间的不平等感到震动。既然共产主义许诺要实现平等，他自然就应该加入共产党。

像加缪这样不谙世故的年轻人并不清楚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于是漫不经心地表达了对列宁的敬意。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给人以希望的共产主义产生了共鸣。加缪怀着比若索和弗雷曼维尔更真切的家庭经历去感受《共产党宣言》，因为他的舅舅艾蒂安就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描写过的“那些被迫将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也不免要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而他的母亲则是“顶替男人在劳动”。

他喜欢那片荒凉而壮观的废墟，它们激发了他的思考：“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在别的问题上我们那么急切地去钻牛角尖，而在死亡问题上我们的思想却显得那么贫乏，……对于死亡和各种色彩，我们不懂得该如何去讨论。”

由疾病和旅行他联想到了自己强烈的感受力：“眼下的我发着烧却又感觉敏锐，任何一点刺激都会给我内心深处带来震动。……让光线倾泻而来吧，永恒就在其中。”感觉过敏症再次出现，他想起自己曾经写过一遍，因此已经被清理过的回忆：“不应该说旅行是为了乐趣。旅行并无乐趣可言。”甚至跟西蒙娜一起也是如此吗？“我在旅行中想到的更多是一种禁欲。”

可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热爱那些下层平民，我深为之感动的，是那些受人气的年老女佣人的不幸，以及贝尔古咖啡馆里和我一起喝酒的工人的困苦

不要那么决绝地对一切类似神性的东西都不予理睬。在把那些其实仍然只是上帝表现形式的东西也叫作爱的时候，最好有点畏惧。

他要求保留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自负的权利：“如果各种因素都促使我保持沉默、促使我更看重生活本身，如果一切因素都让我远离社会性的事务，那我是毫无办法的。至于行动，我哪天不在行动？”他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操心事一样的多：“我已经忘了加入法共这回事。如果在你看来我也许从根本上错了，那就让它去吧。做什么都是一样的。”这是不是加缪将世界看作一种荒诞的偶然性存在的最初表达呢？“再说我也付出了代价：我既不幸福也不快乐。”

他对阿尔贝说：“你在学习时的乐趣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的脸上表现出乐观精神。按照平时的印象，我完全没有想到你家里的真实状况，只是在你妈妈为了你申请奖学金的事来找我时，我才有所察觉。”外祖母不想要什么奖学金，她觉得阿尔贝应该工作，像吕西安一样给家里挣回每星期的工钱。在埃莱娜·加缪的支持下，热尔曼向老太太历数了孩子的优异表现：他的读、写、说、朗诵都很好。奖学金能够抵消学费，将来再念了中学，阿尔贝就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