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能与这种痛苦相提并论的，是在死亡的那个骇人刹那我所感觉到的那种出人意料的轻松感。是的，当那个混蛋猛然拿石头砸我的头、打破我的脑袋时，我立刻明白他想杀死我，但我并不相信他能杀死我。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原来是个乐观的人，以前在画坊和家庭之间的阴影下生活时，从不曾察觉这一点。我用指甲、手指及咬他的牙齿狂热地紧抓住生命。至于接下来我所遭受的其他惨痛毒打，这里就不再多加赘述。

在这场痛楚中我知道自己难逃一死，顿时一股不可思议的轻松感涌上心头。离开人世的刹那，我感受到这股轻松：通往死亡的过程非常平坦，仿佛在梦中看见自己沉睡。我最后注意到的一件东西，是凶手那双沾满泥雪的鞋子。我闭上眼睛，仿佛逐渐沉入睡眠，[...]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语言、态度、悲痛的真实和深切，而是我们和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能力。有时我会想，人们之所以那么喜欢香烟，不是因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这个虚空和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它能轻易地给人一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

人往往是我，而且我半认为自己挨打活该，一般当然也不会去挑战暴力。假如打架打到最后杯子破了、窗玻璃碎了，搞得我鼻青眼肿、受伤流血，母亲最后出面调停时抱怨的不是我们互相殴打，也不是我挨揍，而是我们把房子搞得一团糟——还有，由于我们无法和平解决纠纷，邻居又要抱怨我们

尤瑟纳尔曾描述她在观看皮拉内西关于18世纪的威尼斯与罗马蚀刻版画时，“手持放大镜”，我也愿意这么观看梅林伊斯坦布尔风光中的众生相。就从托普哈内广场和托普哈内喷泉的这幅画开始——梅林经常来此参观，不断仔细观察，细至厘米——我看着左方的西瓜贩子，愉快地发现今日的西瓜贩子仍以相同方式陈列商品。多亏梅林的明察秋毫，让我们得以看见这座喷泉在梅林的时代高于街面；而今，在喷泉周围的街道铺以卵石、后又铺以层层沥青许久之后，喷泉坐落在坑里。在每一座花园，每一条街上，我们都看见母亲紧紧握住孩子的手（五十年后戈蒂耶断定梅林喜欢画带小孩的妇女，认为她们较不惹人心烦，而且比独行的妇女值得尊敬）；他画的城市（跟我们的一样[...]

小说显示了我们生活的多样色彩和复杂性，其中充满了似曾相识的人、面孔和物品。

“土地召唤他回来。”他们这么形容快死的人，就我的情况而言，是死亡召唤了我。初抵旧地时，我以为这里只有死亡

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环境。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我们出生的家庭，人生签牌分派给我们的国家和城市——都期待我们的爱，最终，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财富若是关键，那我的确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家：当时这城市正处于最衰落期（虽然某些人有法子证明事实相反）。基本上，我不愿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虽然我宁可更英俊，体格更健美）和性别（即使我依然天真地问自己，假使我生为女人，情况会不会更好）。这[...]

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像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像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那些最热心卷入此事的人，往往连小说里的一个字都没读过，而且，他们实际上压根就从来不看小说。宗教事务理事会受命召开紧急会议，似乎拉什迪事件对伊斯兰历史提出了神学上的挑战。于是，从来不读小说的阿訇们，就此向从来不读小说的教徒布道。没读过这本小说的记者，向同样没读过该小说的教授们提出了神学上的问题，然后接着去编造一些极为可耻、与神学毫无关系的标题：他该杀还是不该杀？

像他的第二部小说《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一样，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印记。魔幻现实主义到现在已经引领了世界文学二十年，当然，这个派系最早可以追溯[...]

卡读了他自己写的一首让人费解、了无生趣的诗，让观众们非常扫兴。关于这个卡，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传言。

关于“神蓝”有许多流言，其中有些说法更是到了传奇的程度，这些都源自于他本人的神秘色彩

关于“神蓝”有许多流言，其中有些说法更是到了传奇的程度，这些都源自于他本人的神秘色彩。

我们沉默了好久。我估摸着他可能知道点什么，便很小心地问起了“神蓝”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就像我来这儿是为了打听卡的事情一样，一年前也有一拨人从伊斯坦布尔来这儿打听“神蓝”的事情！萨菲特告诉我说，这帮年轻的伊斯兰分子敌视政府，他们为了找寻“神蓝”的墓地费了不少心思。不过因为“神蓝”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不让人们去扫墓），他们只得无功而返。这时法泽尔也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他说他从宗教学校的老朋友那儿也听说过这回事，这帮伊斯兰青年想起“神蓝”曾到德国“朝圣”，所以他们也逃到了德国。他们在柏林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现在这一组织不断地壮大起来。他们还在德国创办了一份名为《朝圣》的杂[...]

四年前刺杀教育学院院长的家伙，谢天谢地，并不是卡尔斯人。除了现场的录音，另外有一起命案也是用同一把枪做的案，并且枪的主人也已经被抓住，根据在安卡拉做的弹道分析，确定了凶手便是来自托卡特地区的一个茶馆老板。他承认是“神蓝”请他去卡尔斯的。庭审期间，这个家伙得到了一份证明他精神失常的报告，之后便在巴科尔科伊的精神病院住了三年。从医院出来以后他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开了一家名为“快乐的托卡特”的咖啡馆，与此同时，他还成了《誓言报》的一名专栏作家，专门写文章维护戴头巾女孩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