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到一所乡间的别墅中去，遇见两位在此地声望很高的学者。他们的性格，我觉得十分可佩。第一位的谈话非常受人欣赏，简言之就是这句话：“我所说的是真的，因为这是我说的。”第二位的谈话涉及另一方面：“我没有说的都不是真的，因为我没有说。”我相当喜欢第一位。因为，如果一个人很固执，我倒是毫不介意；如果唐突无礼，我却非常介意。第一人为自己的意见辩护，这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第二人攻击别人的意见，这就牵涉到大家的利益。

将十页有关B××和I××C××的C×××所颁布的《A××》，放入汽锅中进行萃取，将所得的尖酸、挖苦的幽默感滴入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中，搅拌均匀，鼓足勇气一口气将它喝完。

最吸引外国人的莫过于自由与富裕。富裕永远随自由而来；自由本身为人所追求，而我们则为需要所引导，到那些富裕的国度中去。

政府温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人口繁衍，所有共和国即为经常的例证。其中尤其是瑞士与荷兰，如果从它们的土地性质考虑，可以说都属于欧洲最坏的地区，但是人口最为旺盛。

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式得来的。因为，儿女把父亲看作神祇，他们在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之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尘世，所以各人皆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在现世既如此恭顺，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

仿佛最伟大的人物的脑袋，聚集在一起就会萎缩；而且，贤人愈多之处，贤智反而愈少。大团体总是非常重视细小的事物、空洞的习俗，以致主要事情反而放在后面。

一个波斯人由于失慎或由于倒运，得罪了君主，必死无疑。微不足道的错失，微不足道的放肆，已足令他置身于此绝境。但是，如果图谋刺杀国君，或将国中要塞出卖给敌人，他也不过一死而已。因而他在后一情况下所冒的险，比前一情况并不更为严重。

世上任何地方，好运不常的程度没有比此间更厉害的了。此地每隔十年就要发生革命，于是富有者陷于贫困，贫困者飞黄腾达，达到富有的最高峰。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贫困觉得奇怪，那个人对于自己的富有深为惊讶。新富人颂赞天意神明，新穷人佩服命运盲目。

理由是这样：由于宣战必须是合乎公道正义的行动，因此刑罚必须与过失相称，必须考虑宣战的对方是否该当处死；因为对谁作战，就是想用死刑惩罚他。

人们徒然说，在一国内容忍几种宗教，对于君主不利。若全世界的教派齐集一国，对于君主将毫无损害，因为没有一个教派不主张服从，不倡导驯顺。

所以人们一直注意到这一点：将一个新的宗派引入国内，纠正旧有宗派的种种过分之处，这是最有把握的方法。

磊迭，上述种种，使我想到正义是永恒的，丝毫不取决于人间的习俗。否则，这将成为可怕的真理，人人躲避它都来不及。

在那些地方，巨大的事故不必以巨大的原因作为准备。相反，小小的意外可以引起大大的革命，常常对于主持革命方面与忍受革命方面，均为出乎意料。

上帝将亚当安置在地上乐园中，条件是亚当不吃某一种果子。可是，一个人假如知道各人灵魂将作何种决定，还能在他的恩惠上附加条件吗？这也就是像某人先知道巴格达陷落，却对另一人说：“如果巴格达没有陷落，我给你一百刀曼。”这岂不是开恶玩笑吗？

不管此种想法有多冒失，玄学家们却能轻易理解它。按照他们的说法，某些依靠自由原因来决定的事物是上帝不可能预见的。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物根本就没有，因此之故，无法认识。因为“无”之为物，毫无特点，故不能窥见。他们认为，上帝不能在某一毫不存在的意志上有所辨认；也不能在一个灵魂中，看出某一并不存在于彼处的事物。因为，在事物被决定前，决定它的那一行动并不存在于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