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是否能以利用大学设施所进行的研究来获利？学术科学的商业化是否会造成矛盾的利益冲突？产业规模的分子生物学进入新时代后，再度煽动了尚未完全平息的安全争议：在攸关庞大金钱的情形下，这个新产业的舵手会把安全极限推至何处？

依照学术生物学界的传统，优先权最重要——亦即谁最先发现。而且，最先发现的人所获得的奖赏是声誉，不是金钱。当然，这也有例外，例如诺贝尔奖就伴随着丰厚的奖金。但大体而言，我们研究生物学，是因为我们热爱它。我们微薄的薪水当然无法提供多少诱因。

波耶则厌恶会让他分心的事物，特别讨厌跟西装笔挺的人打交道，在T恤配牛仔裤的学术科学界，这些人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史旺森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波耶在星期五下午拨出10分钟时间跟他谈谈。

结果这10分钟延长为数小时，他们在会谈结束后还转往附近的丘吉尔酒吧喝了几杯啤酒，史旺森发现自己成功地唤醒了一位蛰伏的企业家（在德利区高中1954年的毕业纪念册里，当时担任班长的波耶就曾宣布，他的抱负是“当成功的商人”）。

波耶很擅长结交。我们先前己经看到，1972年，他和柯恩在夏威夷威基基一家小吃店聊天后，就促成了重组DNA的实验。1976年，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这回是在旧金山，对象换成一位名叫史旺森（Bob Swanson）的风险投资家，而他们促成的结果则是被称为生物技术的全新产业。

桑格不像是你心目中的诺贝尔奖双料得主。他出生于贵格派基督教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社会主义者，曾经拒服兵役。更罕见的是，他从不宣扬自己的成就，宁可把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证据藏起来：“得到一个不错的金牌，就放在银行保险箱里；得到一张证书，就放在阁楼里。”他甚至曾拒绝接受爵士爵位：“爵位会让你与众不同，对吧？但我并不想与众不同。”退休后，桑格以照顾剑桥市郊自宅的花园为乐，偶尔也会到“桑格中心”走走，但总是保持低调。桑格中心成立于1993年，位于剑桥附近，是专门从事基因组定序的机构。

其实爱希勒玛会议达成的一致决议，只不过是使重要研究延后了5年，许多年轻科学家的事业也因此中断了5年，令人沮丧。

等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柯恩和波耶最早的实验所引发的问题，渐渐不再是问题。虽然我们被迫绕了远路，但至少这证明了分子生物学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

哈佛和麻省理工许多生物学家纷纷投奔到政治敌意没那么浓的地方，维路奇却获得替社会大众监督科学发展的大名声。1977年，他写信给国家科学院：

在今天由赫斯特集团发行的《波士顿先驱美国人》（Boston Herald American）上，有两则报道令我相当忧心。在马萨诸塞州多佛市，有人看到一只“怪异的橘眼生物”；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豪利斯市（Hollis），有位男士和他的两个儿子遇到一只“九尺高的多毛生物”。

我郑重要求贵院调查这些发现。我也希望贵院能调查这些“怪异生物”（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是否跟在新英格兰区所做的重组DNA实验有关。

布雷纳假设K-12也不例外。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健康，而是K-12的“健康”：K-12在实验室外是否能生存？他把这种病菌加入牛奶里（因为直接喝不太好喝），一口气把这可怕的饮料喝光。然后他监测自己的排泄物，看是否有任何K-12细胞在他的肠道内繁殖。结果他没找到任何K-12细胞，显然K-12尽管可以在培养皿里繁殖，但在“自然”世界却无法生存。然而还是有人对这个推论表示质疑：即使K-12本身无法生存，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不能和其他能在人类肠道内生存的菌种交换质体（或其他的遗传信息）

波耶跟柯恩一样，也是学过双蠓旋的新一代科学家。他对研究DNA充满热情，甚至把自己养的一对暹罗猫命名为沃森和克里克。他在大学毕业后会进入细菌遗传学的研究领域，没人感到惊讶，他的教练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DNA分子非常长，任何一条染色体内都只有一个连续的DNA双螺旋分子。一些评论家很爱把双螺旋跟纽约市电话簿的数据数目或多瑙河的长度相比，好让人了解这些分子有多庞大。但这帮不上我的忙，因为我对纽约市有多少电话号码毫无概念，而提到多瑙河只会让我想起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不会想到任何线性长度

们是分子博物学家，细胞就像一座雨林，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描述里面有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观察够了，现在到了该采取积极态度的时候：干预，也就是操控生物的渴望召唤着我们。重组DNA技术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DNA分子的能力，将使这一切有可能成真。

RNA却可以提供答案，因为它的功能与DNA相当，能够储存与复制遗传信息，又与蛋白质相当，能够催化关键的化学反应。事实上，在RNA世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RNA既是“鸡”，也是“蛋”。

克里克极力主张，DNA必定是稍后的发展，DNA的“崛起”，原因可能在于RNA分子相对较不稳定，比DNA分子容易发生降解和突变。如果要有一个能够长期而且稳定地储存遗传数据的分子，DNA显然比RNA适合得多。

克里克所提出的在DNA世界之前有一个RNA世界的想法，原本几乎没人注意，一直到1983年，事情才改观。那时科罗拉多大学的切赫（Tom Cech）和耶鲁大学的奥特曼（Sidney Altman）分别证实，RNA分子的确具有催化性质，这项发现让他们贏得198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找出抑制子的分子特性后，让我们对支撑生命的分子作用过程有了完整的了解。我们原先已经知道DNA通过RNA来制造蛋白质，到了这时，我们也知道蛋白质可以通过和DNA结合，直接和DNA产生交互作用，进而调控基因的活

利沃夫没再给我机会多谈谈我的希望、无知与热诚，他宣布说：“我们发现了原噬菌体的诱导现象！”（“原噬菌体的诱导现象”指如何启动已经整合入宿主细菌DNA中的噬菌体DNA。）

我回了一声“喔！”然后竭尽所能地赞美，心里却想着：“原噬菌体究竟是什么玩意啊？”

然后他问：“你对研究噬菌体有兴趣吗？”我结结巴巴地说这正是我想作的研究。“很好，那你就9月1日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