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转回到过去。1966年在冷泉港举办的遗传密码会议中，弥漫着一股大功告成的气氛。密码已然破解，我们也大致知道DNA如何通过它所指定的蛋白质来控制生命的程序。有些老手认为应该开始研究基因以外的事物。克里克决定跨入神经生物学，他向来不畏艰难，而且对人类大脑的运作特别感兴趣。布雷纳转而研究发育生物学，选择钻研简单的线虫（Nematode worm），因为他相信科学家可以借由研究这种简单的生物，揭露基因与发育之间的关联。

1966年在冷泉港举办的遗传密码会议中，弥漫着一股大功告成的气氛。密码已然破解，我们也大致知道DNA如何通过它所指定的蛋白质来控制生命的程序。有些老手认为应该开始研究基因以外的事物。克里克决定跨入神经生物学，他向来不畏艰难，而且对人类大脑的运作特别感兴趣。

当时对编码计划感兴趣的科学家大半可以挤入这个限制在20人的俱乐部，可见那时的DNA-RNA学界真的很小。伽莫夫轻易就替非生物学家的好友、物理学家特勒（Edward Teller）找到一个位置，由他负责研究亮氨酸（leucine, LEU），我则引介费曼（Richard Feynman）来研究甘氨酸（glycine, GLY）。费曼任职于加州理工学院，是极富创意的物理学家，他在研究原子力遇到挫折时，经常到生物大楼来找我。

伽莫夫在1934年离开苏联来到美国。在1948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解释宇宙中有大量不同的化学元素，跟在大爆炸（Big Bang）早期阶段发生的热核过程有关。这个研究是由伽莫夫和他指导的研究生阿尔法（Ralph Alpher）所作的，所以署名应该是“阿尔法与伽莫夫”，但是伽莫夫却决定将他朋友贝特（Hans Bethe）的名字加上去，贝特无疑是位极为出色的物理学家，但是对这项研究丝毫没有贡献。生性爱开玩笑的伽莫夫对于这篇论文能署名为“Alpher, Bethe, and Gamow”（读音极似希腊字母α、β和γ），又刚好在4月1日愚人节发表，感到非常高兴。至今，宇宙学家仍将这篇论文称为αβγ（Alp[...]

我和克里克发表关于双螺旋的说明后不久，陆续收到俄罗斯出身的知名理论物理学家伽莫夫（George Gamow）的来信。他总是亲笔写信，还会加一些漫画和涂鸦，有些与内容有关，有些没多大关系。他在信上的署名总是一个简单的“Geo”（后来我们才发现它的发音是jo）。

双螺旋的发现敲响了生机论的丧钟。认真的科学家，甚至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都已发现，要对生命有完整的了解，不需要寻找新的自然定律。生命不过就是物理与化学——尽管是极为精密复杂的物理与化学。接下来的工作是要找出，生命如何上演出隐藏在DNA中的密码脚本。细胞的分子机器如何读取DNA分子携带的讯息？

同时，惟一两位具有远见、知道要寻找DNA三维结构的化学家，又犯了策略上的错误：富兰克林不愿建构模型，泡令则忽略了有关DNA的现有文献，特别是查加夫所发表的DNA碱基组成数据。1952年巴黎的生化会议后，泡令和查加夫还曾同船越过大西洋，两人却不投缘。泡令习惯于自己总是对的，而且相信自己可以用基本原理来解开任何化学问题。他的自信通常很有道理。冷战期间，他是批评美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主要人士，有一次在发表演说后，FBI警员质问他怎么知道原子弹含有多少钸？泡令傲然答道：“没人告诉我，我自己想出来的。”在其后的几个月，克里克和我（虽然我没那么热衷）乐得把我们的模型拿给川流不息、充满好奇的科学家们看。然而，[...]

化学家托德是最早看到我们这个模型的人之一。基因的本质如此简单，让他非常惊喜。然而，稍后他必然曾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的实验室在建立DNA链的一般化学结构后，未能进一步研究这些链在三维空间的组成方式，反而让由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的双人组找出这种分子的本质，这两人对大学程度的化学甚至都不是那么了解。然而话说回来，这正是我们成功的关键，至少是部分关键：我和克里克之所以能率先获得双螺旋的结论，正是因为当时大多数的化学家认为，DNA的分子太大，无法用化学分析来了解。

腺嘌呤的确与胸腺嘧啶连结，而鸟嘌呤也与胞嘧啶连结，但是它们并非通过平坦的表面形成分子三明治。当克里克抵达时，他很快就了解了状况，并且认同我的碱基配对（base-pairing）方式。而且他当下就发现，这会造成双螺旋的双股以相反方向连接。

这真是令人难忘的时刻，我们觉得这次肯定对了。这么简单美丽的构造，绝对错不了。最令我们兴奋的是碱基序列沿着双链排列的互补特性，只要知道一条链上的序列（碱基的顺序），自然就能推知另一条链上的序列。这显然是细胞分裂前染色体在进行复制时，基因的遗传讯息能精准重现的原因。

克里克对重要问题的错综复杂总是非常着迷。小时候，他老爱问问题，被问腻的双亲只好买一套儿童百科全书给他，希望能满足他的好奇心，结果这反而让他没有安全感，他告诉母亲，他怕长大时，所有的事物都已被人发现，而他将无事可做。母亲向他保证，日后一定还会有一两件事等着他发现。事后证明她说的很准。

薛定谔认为，我们可以从储存与传递生物信息的观点来思索生命。因此，染色体只是信息的携带者。由于每个细胞都要容纳这么多的信息，因此这些信息必须压缩成薛定谔所谓的“遗传密码脚本”（hereditary code-script），植入染色体的分子结构内。要了解生命，就必须辨识这些分子，破解它们的密码。他甚至臆测，了解生命（包括找到基因）说不定能让我们超越当时所知的物理定律。薛定谔这本著作的影响甚巨，日后许多在分子生物学这出大戏的序幕中成为要角的人物，包括我和克里克（他先前是物理学者）在内，都拜读过这本书，而且深受感动

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竟会花时间写生物学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化学与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理论物理学更是科学翘楚。

遗传学家在了解到，想要搜寻人类行为特征的遗传模式，无论是达文波特的“低能”或高尔顿的“天才”，在科学上都行不通后，早已放弃了这个目标。现在遗传学家的重点是基因，以及基因在细胞内的运作。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能更有效地研究生物分子的新科技问世之后，科学家终于可以试着破解最大的生物谜团：基因的化学性质究竟为何？

与达尔文分别独立发现了自然选择论的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1912年谴责优生学为“傲慢的科学传道权谋，只会造成阻碍与干扰”。因研究果蝇闻名的摩根以“科学理由”辞去优生学记录室的科学理事职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柏尔（Raymond Pearl）于1928年写道：“优生学家与遗传学最确定的事实背道而驰

1939年，战争迫近，纳粹引进安乐死。绝育太麻烦，而且，何必浪费食物呢？收容所里的人被视为“无用的食客”。于是纳粹把问卷发给各精神病院，要求专家小组在自己认为“不值得存活”的病人档案上作十字记号。在回收问卷后，有7.5万人被画上标记，于是他们发展出毒气室这种集体谋杀的技术。接下来，纳粹将所谓“不值得存活”的定义扩及整个种族，包括吉普赛人，特别是犹太人。纳粹优生运动发展到极致时，就造成了后来的“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