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纳从人的内心所包含的神开始，想打破一切的神，但他与尼采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是彻底的。施蒂纳因走不通而笑，尼采则碰了壁。在1854年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后，施蒂纳把所有的东西一扫而光。依他看，这些偶像的任何一个，都是由于同一的“黄祸论”，即对永恒思想的信仰所产生的。所以在他看来，“自我主义在任何根据上都站不住脚”。

罪业确实在乎“黄祸”，但把我们当作囚犯的法律也是这样。神是敌人。施蒂纳让亵渎尽可能趋于极端。“圣饼一旦消化，便无作用。”但神是自我分裂的，更正确地说，只是听其自然的自我分裂而已。苏格拉底、耶稣、笛卡儿、黑格尔等，所有的预言者、哲学家，只是发现了听其自然的我的新分裂方法而已。[...]

自从人类对神做道德的批判那一瞬间开始，便杀死了内心的神。但道德的根据是什么呢？借正义之名来否定神，没有神的观念是不是能想象正义的观念呢？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变得不合理呢？尼采所面对的，就是这种不合理。为了突破这一点，他把不合理一直带入极端，意即道德是未经建立便被打破的神的最后肖像。于是，神是不存在的，神不保证人的存在，而人为了存在，应该去行动。

到此结束，我提出我的评断。我非难基督教，我以所有责难者所表示的一切责难中最厉害的责难来反对基督教。我觉得它是一切可以想象的堕落中最大的堕落。它具有最彻底的堕落的倾向。基督教会没有一点东西不染上堕落的色彩，它把一切价值变成非价值，把一切真理变成谎话，把一切高尚、完美变成灵魂的卑贱与自戕。让任何人敢于向我说及它“博爱”的福音！抛弃任何与它最深刻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不幸，它创造不幸以使自己永恒化。例如罪恶的悔恨，教会首先以这个不幸来装饰人类。“在上帝之前一切灵魂的平等”这个虚假说辞，这个一切心灵卑微者满怀深仇的借口，最后变成革命、现代观念和整个社会秩序堕落原理的火药，基督教的炸药。基督教“博爱”的顺从养[...]

我们在此必须接触到一个回忆，这个回忆对德国人而言有千万倍的困难。德国人骗取欧洲最后的伟大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欧洲仍然可能获得，这就是文艺复兴的文化成果。人们究竟知不知道，愿不愿意知道文艺复兴到底是什么吗？那是对一切基督教价值的重估，那是采用任何手段、任何本能、使用一切能耐，把反价值即高贵价值带入胜利之境的企图。

一直到现在，只有一个这么伟大的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比文艺复兴问题更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文艺复兴的问题，也未曾有过一个更基本、更直截了当的方式能攻击到要害，攻击基督教的中心所在把高贵的价值置于宝座之上，这一切所指的意思就是把它们直接带入本能之中，带入那些人的最低下的[...]

基督教曾经骗取我们古代文化的成果；稍后又骗取伊斯兰文化的成果。西班牙穆斯林文化震惊世界，比希腊罗马世界与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更适合我们的感官和风格，可是这个世界被蹂躏了（我没有说被哪个民族所蹂躏）。为什么？因为，它的渊源是高贵，是男性的本能，因为它肯定生命，即使是以穆斯林生活那种稀有而高尚的奢华方式来肯定生命。

稍后，十字军与某些东西相争，在这些东西面前，他们一败涂地，与这些东西比起来，即使我们19世纪的人也感到它是一种非常贫乏、非常过时的文化。确实，他们是想获取掠夺物、战利品，因为东方人那时是很富有的。

十字军，更高的海盗行为，不是别的！德国的贵族即维京贵族，在这里他们展现最拿手的事（如鱼得[...]

古代世界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对这些如此巨大的事情，我用怨言来表达我的情感，而由于认为它的努力是一种基本的努力，只有数千年来努力的基础才被赋以坚固的自信，古代世界的一切意义都徒然了！希腊人为了什么呢？罗马人为了什么呢？产生高雅文化的一切条件、一切科学方法都早已在那里了；精于阅读的伟大而无与伦比的技术早已被建立起来了，文化传统的预设、科学统一的预设；自然科学与数学和工艺学相结合，在一种最好的方式下向前发展着，对事实的判断力即一切判断力中最后的和最有价值的判断力，具有它的各种试验科目和数个世纪的传统。这一点被了解了吗？一切重要的东西都被发现了，所以这个工作可以重新开始了。

我们必须再三地说，方法是[...]

一个人说谎的目的不同，谎话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看一个目的是维护还是破坏，人们可以考虑是不是把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完全相同的人：他们的目的、本能，只是指向破坏。这句话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证明，它在历史上写得非常明白。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一种宗教的立法，其目的是使生活得以繁荣的最高条件永久化，也就是一种伟大的社会组织，基督教就认为结束这种组织是它的使命，因为生命在这种组织中得以繁荣。在那里，经过长时期的实验与不稳定变化之后，为了尽可能带来长期利益和收获，理性所获得东西是要被投下去的；在这里，这种收获一夜之间被毒害了。

屹立不动的罗马帝国在困难环境下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组织形式，至今都没有再出现过，这种[...]

如果人们一旦看到基督教的目的与《摩奴法典》的目的完全不同时，如果人们透彻观察其间最大的对立性，人们就会抓住基督教方法的非神圣性。批评基督教的人不得不使基督教看起来好像可以被轻视。像《摩奴法典》这种律法，其产生过程就像其他良好的法典一样，它集合了许多个世纪的经验、智慧和实践的道德；它推论说它并没有创造更多的东西。编纂这种法典的设想乃一种洞见即保证一种由相当代价而慢慢获得的真理权威的手段与证明这个真理所需的手段是完全不同的。一部法典绝不会述说在法律的先前历史上的兴趣、理由和曲解。如果它这样做，它将失去其命令的性质，失去“你应”这种性质，失去被服从的预想。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一个民族发展过程的某一[...]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人说谎的目的问题。基督教缺乏“神圣的”目的这一事实，是我之所以反对它的方法的原因。基督教只有不良的目的：毒害、谋害、否定生活、轻视肉体，通过罪恶概念而来的人的堕落和自轻自贱，因此它的方法也是不良的。

读《摩奴法典》时，我是带着一种相反的感情，这是一部无与伦比超绝的精神作品，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在这部书中，有一种真正的哲学，不仅仅是犹太先敌国的教义和迷信那种难闻的毒药，它甚至给最腐败的心理学家某些事物去展开思考。

我们不要忘记主要点就是与每一种《圣经》都不同的基本差异：在这里，高贵阶级、哲学家的战士是立于平民大众之上的；到处都是高贵的价值、完美的感情、对生命的肯定，一种在自身和[...]

在确信的心理方面也就是在信仰的心理方面，再进一步讲，是否那些确信的事物不比真理的大敌谎言更危险，很久以前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性的，太人性的》卷一箴言第54和第483）。现在，我要问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了：在谎话和确信事物之间是否有根本上的任何对立？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有，但是全世界事实上并不相信什么！每个确信的事物都有它的历史、基本形式、试验与错误阶段。

经过一段很长时间没有成为确信的事物以后，一个事物才变成一个确信的事物，甚至经过一个更长的时间几乎成为确信事物它才变成一个确信的事物。怎样成为确信的事物呢？谎话能不能成为确信的事物的萌芽形态呢？有时候，只要一个人的因素改变就够了。在儿子的身上已变成[...]

不应该欺骗人们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伟大的人都是怀疑主义者。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力量因怀疑论而得到证明。那些确信的人在价值与非价值的基本问题中不值得重视。因为确信是监牢。这种人不向远处看，他们不向他们底下看；但是，要得到允许参与对价值和非价值的讨论，人们必须看到他自身的许多信念，他背后的许多信念。

一个希求伟大事物也希求达到这些伟大事物之方法的人必然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免于各种盲目的确信，能够自由地观察，这才是伟大力量的一部分。伟大的感情即生存的基础和力量甚至比他本身更明确更有力，这种感情运用他的理智，使他勇敢果决；它甚至给人勇气去追求那些不怎么神圣的方法；在某种情况之下，它并不吝惜给予他[...]

所谓那些殉道者证明了一件事情明确、真实，这种说法却很不真实，以致我将否认任何殉道者与真理有过任何关系。殉道者把他的看法公诸大众的格调只是一种低劣的理智，表现出对真理问题的鲁钝，我们根本无须驳斥他。

真理不是一种这个人可以有而那个人可以无的东西：只有村夫们和村野传道士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人，才能对真理有这种想法。我们可以确定，谦逊与精神事务方面依从良心正在成比例地增大。对某些事务有知识但以温和方式拒绝其他的知识。一切先知、门徒、自由人、社会主义者、牧师所了解的“真理”证明了那种精神的熏陶，要找出任何细微真理所需的那种自制尚未开始。

殉道者偶然的死是历史的不幸，因为他们蛊惑人心。所有呆子的推论都认为[...]

基督教与任何结果良好的东西对立，它只能用脆弱的理性作为基督徒的理性，它与一切愚痴的东西并肩携手。基督教对精神表现出一种诅咒，对精神渴求表示出一种诅咒。因为病态羸弱是基督教的本质，所以基督徒的典型形态即“信仰”也必定是一种病，而一切达到知识的、诚实的、科学的途径必定被教会排斥而看作走不通的道路，甚至连简单的怀疑也是一种罪恶。

在教士身上完全缺乏心理上的洁净，由他们眼睛中所显露出来的是颓废：人们应该观察那些有小儿软骨病倾向的歇斯底里的女性和小孩，并正常地看待人的本能的虚伪。为说谎而说谎的倾向以及不能直视真诚的言行，都是颓废的表现。信仰意指不需知道什么是真实的。

假装虔信者和两性的教士都是虚伪的，因[...]

所谓在某种情况之下信仰创造福祉，所谓福祉并不把一个固定的观念当作真实的观念，所谓信仰不能移山填海，只会在没有山的地方安置山脉，只要快速走过一间疯人院，人们就能充分地理解这一点。

教士确实不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能地否认疾病之为疾病，本能地否认疯人院之为疯人院。基督教需要疾病，正如希腊文化之需要丰盛的健康一样，造成疾病乃是教会所建立的整个救赎程序真正的秘密所在。而教会本身，不是一般疯人院的终极理想吗？整个世界不是被当作一个疯人院吗？

正如教会所希望的，宗教家是一种典型的颓废者；当一种宗教危机压倒一个民族时，往往表现出神经病的征兆；宗教家的“内在世界”看起来完全像过分激动和疲乏的人的“内在世界”，基[...]

关于这一点，不存在一种“信仰”“信仰者”的心理学，我也理解不了。如果今天还有人不知道，在哪一种方式下去“信仰”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知道一种颓废的象征破坏了一种生活意志的象征，他就无法预料明天会如何。因为即使耳聋的人也可以听见我的声音。

如果不是我听错的话，在基督徒中似乎有一种真理的标准被称为“力量的证据”。信仰带来幸福，因此它是真实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反驳说，这种所谓带来幸福的说法，没有被证实，只是被允诺：幸福与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必将成为幸福的，因为他相信。

但是，教士所允诺给信仰者的东西，事实上是否出现于一个不受任何考验的来世，这个如何证明呢？所谓“力量的证据”，因此根本上只是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