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红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

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

另据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言：“父亲很注意收集寅恪伯父的诗作，从哈佛同学时开始。他常说，寅恪伯父作诗不多，但很精美，寓意深长，不熟悉历史典故，不具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不对其人有非常的了解，很难确切领会其诗深邃的含义。寅恪伯父关于诗词的谈论，语多精彩。如为诗作笺注，详叙当时情事，以贻后人，寅恪伯父谓之‘今典’。谈唐诗与唐代文学的特点，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的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琨，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就要遗臭万年等。另有历史系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云云。这种亡国与做汉奸未必不好的言论，自然得到了像闻一多之类热血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斥责。许多年后，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回忆道：“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对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

从浦氏的叙述中可知，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不但在共桌吃饭时争论，即是散步游湖时也经常争论不休。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双方，时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中形成介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仁谑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闻一多，当为“主战派”的代表，面对“主和派”人多势众的压力，他不甘屈服对方的观点，又憋着闷气不能倾吐，索性在饭后“躲进小楼成一统，那管春夏与秋冬”，来个耳不闻，心不烦，也算是一个解脱的办法——这便是闻氏不愿下楼的真正原因。

闻一多在1946年7月所写《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有过一个片段式的回忆：“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扬扬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当时颇受青年学生推崇爱戴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已不再写现代诗，专事《楚辞》和神话研究，除授课外，埋头于歌胪士洋行楼上轻易不踏出房门，每到课休或饭后，教授们结伴到南湖堤上散步闲游，患有眼疾的陈寅恪也经常参加，唯闻一多不肯“入伙”。据郑天挺回忆说：“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

“南湖诗社”社员的诗名由昆明传向全国，风行一时，其中杰出代表穆旦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的大量诗作，深受时人追捧热爱，穆旦一跃成为诗坛一颗亮丽的明星。抗战后期，穆旦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丛林与日寇作战，归国后以椎心泣血的情感，写出了一大批反映远征军战地生活的震憾人心的现代诗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1945年1月，穆旦诗集《探险队——献给友人董庶》，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其中收入了蒙自时期《我看》与《园》两首。

尽管刘兆吉为当年邀请了闻一多与朱自清而未邀请吴宓做指导感到不好意思，但就当时的情形论，刻板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吴教授，确实不是新诗创作指导的上乘人选。

据诗社骨干成员、曾在长沙至蒙自步行途中收集民间歌谣并出版过《西南采风录》的刘兆吉说，像查良铮、赵瑞蕻、刘重德、李敬亭、王般等人都是外文系吴宓的学生，吴也是一位颇有名声的诗人，且曾翻译过不少英美诗人的著作。于是社员们想请吴为诗社的指导老师，后来怕这位《学衡》派主将，不仅反对白话文，还反对白话诗便作罢。

蒙自不久，哲学系学生刘兆吉与中文系学生向长清等人，联合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自发成立了诗社，取名南湖诗社，聘请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导师，社员有查良铮（穆旦）、周定一、赵瑞蕻、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王般、向长清、陈三苏等20余名青年教师和学生，诗社不定期地出版诗歌壁报《南湖诗刊》，举行诗歌朗诵会、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创作方向与前途等问题。

晚上看见海关院内墙上有条黑乎乎的大裂缝，颇觉奇怪，拿灯一照，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房顶倒挂下来，讲师大惊，手中的灯盏“砰”地一声摔出丈余，后退两步一仰身倒地不起。因海关旧址荒草丛生，蛇蚊特多，令人生畏，大多数教授想到条件较优的哥胪士洋行楼上居住，但洋行房间有限，需抽签决定。对此，郑天挺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批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314号为罗常培、陈雪屏抽得，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邱大年住4号房，于5月3日迁入。此外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等十几人。”又说：“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

3月14日下午，由蒙自返昆的蒋梦麟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缵、郑天挺等校务负责人在昆明全蜀会馆开会，决定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暂名蒙自分校，并派出郑天挺（北大）、王明之（清华）、杨石先（南开）前去筹备。王、杨二人先于郑天挺抵达蒙自办理租赁等手续，很快筹备就绪。

提前赶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遂产生让联大师生暂在云南蒙自落脚之意。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长沙临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拍发一份电报，内称：“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未久，在“云南王”龙云直接过问、协调与昆明各界人士鼎力相助下，临时大学总算在昆明租到昆华农校与几家会馆以备急需，但校舍仍不能满足全校师生需求。于是，蒋梦麟亲赴蒙自考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