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唐筼夫妇共育三女：长女流求，其名为台湾古称；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岛，两个名字皆为纪念台湾岛和唐景崧所取。三女取名美延。抗战爆发，当陈氏一家自北平逃亡之际，陈寅恪47岁，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出生仅4个多月。

当时陈寅恪的舅公，即俞大维伯父俞明震曾入台襄助唐氏策划防务并出任民主国内务大臣。而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曾以台湾直隶州知州兼（军事）统领的职务，助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后于1895年退出台湾病死于厦门（南按：一说因弃台获罪，遭清廷赐死）。胡适5岁之前曾在台湾随父居住。许多年后，胡适由美国转赴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曾专门寻找过儿时的旧居，媒体多有报道。因了这一历史渊源，唐氏家族与俞家、胡家、陈家皆有交情。陈寅恪在海外学成归国任教清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时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唐筼相识并“一见如故”，在胡适、赵元任夫妇的撮和下缔结连理。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陈、唐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手拉[...]

陈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学，无心婚配，直到1928年39岁时才与唐筼结婚。唐筼小寅恪8岁，广西灌阳人，其祖父为清廷台湾巡抚唐景崧。1895年甲午海战一役，中国战败。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予日本。台湾官吏与士绅闻讯，激昂悲愤，联合上书唐景崧，谓：“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同年5月23日，唐景崧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云云。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被推选为总统，年号“永清”，开始组织军队与招募义

9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发出公告：“开学无期，现组织校产保管委员会，自九月份起停止发薪。”各自设法向长沙集中，吴宓对此犹豫不决。23日，吴宓亲至城内姚家胡同陈宅参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时，北平早已沦陷，日军已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多数已躲避逃亡。吴与陈寅恪商量逃难办法。吴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暂避读书，陈寅恪表示赞成，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他适矣。”也就是说，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并开始拉拢，且日后还会前来纠缠，身为富有民族骨气的学界名流，要想不受日本人拉拢和协迫，甘当汉奸，做有辱人格与民族气节之事，就必须离开北平，远走他[...]

1933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史语所拔寨起程，由北平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

正在往“大所”路上行走的傅斯年自搬来北平，大有潜龙归渊，虎踞深山之势。除了统率史语所本部人马，傅氏还跃马挺枪杀回北大，于雾色苍茫中争占地盘，以再展当年学生领袖的风采与辉煌。傅斯年入主北大公开的名号是北大文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暗中的打算是借授课之机，发现读书种子和有希望的学术研究苗子加以栽培笼络，以便其人毕业后拉入史语所，继续扩大“大所”的阵营和声势，后来加入史语所的胡福林——也就是在昆明不辞而别的那一位，就是这个时候被傅斯年发现并着意栽培的学生。对于北海静心斋储存的数量惊人的内阁大档，傅斯年认为非陈寅恪出面主持整理不可，于是要求在北平郊外清华园居住的陈寅恪，立即“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住每周[...]

1928年，陈寅恪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出任第一组（历史组）研究员兼主任。与李济和赵元任不同的是，因陈寅恪不舍得丢掉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个与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学术阵地，以及那些好学上进的学生，虽答应了傅斯年聘请，并未前往广州赴任。当盛极一时的研究院解体后，陈寅恪仍在清华园担任大学改制后的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史语所一组主任职务属遥领性质，除人员聘请、职称晋升与研究课题等大政方针亲自操劳，具体事宜并不过问。

披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掩蔽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

想不到史语所仅在北平四年就来了个“孔雀东南飞”，一口气跑到了上海，独自留在清华园的陈寅恪遂有辞去史语所职务的打算，只因时局动荡，史语所最后在何处落脚生根仍未有明确的目标，尽管有定居南京的议案，但毕竟没有落实，何况政局不稳，说不定哪一天又出个什么岔子，再度返回北平亦未可知。于是，陈寅恪只好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视具体情形再作最后打算。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北极阁兴建的办公地点陆续竣工，大部分研究所陆续迁入，史语所随之由上海迁南京，同年5月增设人类学组，并于筹备完成后的1935年聘请欧洲归国的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产生了辞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心一意在清华园教书的想[...]

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陈寅恪得以与史语所同仁会合，并有了经常在一起研讨的机会。而这个时候，经陈寅恪与天津一位叫李盛铎藏书家无数次谈判，终于把清宫流出的号称8000麻袋，计约6万公斤内阁档案（南按：即满清入关后的档案文书，曾作为废纸被卖掉，后被罗振玉、李盛铎先后获得），以史语所名义买下并运到北海静心斋供陈寅恪主持的一组整理研究。——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史语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达到了一鸣惊人，为天下学界所重的奇效。随着安阳殷墟发掘成果的扩大，史语所威望日隆，成为傲视群雄的学术重镇。正如董作宾后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

在彭山汉代崖墓发掘斩获甚丰，捷报频传，李济从亡女的阴影中得以摆脱，梁思永病情逐渐好转，众人准备挽起袖子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上大干一场时，蹲在板栗坳山顶上的“寨主”傅斯年，却进入了旧忧方解新愁添的尴尬境地，围绕“三百年仅此一人”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是否来李庄，以及薪金如何支付等一系列问题，与新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你来我往地叫起板儿来。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位居李济一人之下而统揽实际上的全局事务。此时夏鼐已携英伦博士之盛名来到了李庄。自此，吴、曾、夏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势同滔滔不尽的江河穿越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融会集结，并将以锐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气，荡漾开一片烂漫的风景。

——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大规模调查发掘的序幕由此揭开。

“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于11月4日到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居之处拜见李济。5日，曾昭燏与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夫妇共同聚餐，商谈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6日，赴昆明郊外温泉傅斯年、俞大綵一家居处拜访，就留学与归国后的前途等与傅斯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傅明确表示支持曾昭燏进中央博物院筹务处工作，并对曾的事业和前程寄予很大希望。10日，曾昭燏突接一亲属自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谓曾昭承来信，嘱其回湘迎母，遂立即告别傅斯年夫妇搭车返回昆明。时俞大绂以“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聘书相示”，但曾昭燏思母心切，无暇顾及。当天下午，由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曾昭媚相送曾昭燏至汽车站，“别时不觉泪下。此去湘中烽火万里，未知能生还否也？”按当时的行程计算，由昆[...]

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告辞，起程返国，由夏鼐和另外两位朋友送到维多利亚（Victoria）车站。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氏以略带伤感和恋恋不舍的心情写道：“别矣，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