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由于逃难人潮如黄河之水奔腾四溢,无论是火车之内还是沿途停靠的车站,如同一锅煮烂的饺子,人声鼎沸,身影绰绰,混乱不堪,使日伪军的辨别能力受到限制。陈寅恪等几名教授趁着混乱,引领家人小孩在慌乱的人群中穿行。孩子们则一个接一个牵着父母的衣角,越过了日军和伪警察设置的盘查关卡,提心吊胆走出了天津火车站,在租界暂时躲了起来。
此时,深秋已降临中国北方辽阔大地,在寒风的肆虐中,树叶枯萎,草木凋零,天地萧瑟。清晨,北平城内霜气阵阵,冷风袭人,越发令人感到凄苦悲凉。陈寅恪一家与北大毛子水等几位教授结伴,在凄冷、惨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悄然告别北平相依相恋的家园,由前门乘火车向天津进发。
富厚堂藏书楼厅堂侧门上的一副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成为激励曾昭抡和曾氏家族子弟读书的源泉和动力。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连续五代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属于历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斩的官宦之家,其长盛不衰的奥秘,或许就暗伏在这座藏书楼里。
艺芳学校先设在长沙西园,1918年开始招生,计有英文、算学专修生及大学预科两科,后迁曾文正公祠(即曾国藩祠堂)。祠堂位于长沙小吴门正街,占地广袤,约有百亩,系用清廷祭银三千两、门生亲友祭银四五千两,以及监商捐助建成,曾氏家族每年为其提供资费用以维护。艺芳迁入曾文正公祠,房舍和空间扩大,学校实行六年中学一贯制,除了开设数、理、化、英语、音乐、体育等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式教育,还进行基督教义的宣传与洗礼,但在义理上与纯粹的基督教学校又有不同,明显地融入了中国优秀文化的特长。如编配班级就采用孔子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共编六个班,即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
曾宝荪邀请刚从英国伦敦大学矿冶科毕业的堂弟曾约农(南按:曾纪泽长孙,曾广诠长子),一起在长沙创办了私立艺芳女子学校,曾约农任教导主任,曾宝荪为校长。曾昭燏的两个妹妹昭懿、昭楣也都在艺芳学校读过书,后各有成就。
曾昭燏出生时,曾家虽失了往日的辉煌,但豪门显宦的余晖仍照耀着这座标志着梦想与荣光的巨宅深院。万宜堂为当年曾国藩所筹划取定之名,取“万代千秋”“宜室宜家”“万事咸宜”等寓意。房院规模宏大,具有明式风格,由曾国潢主持建造,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成。此时曾国藩去世已近一年,曾国潢一支移居于此。国潢死后,两个儿子曾纪梁、曾纪湘分家,各居一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曾昭燏成长的时代。
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昭抡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昭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昭懿为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医学博士;昭鳞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七兄妹在世俗社会中名声最大者,当是昭燏的二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之后一度出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
曾昭燏是曾国藩二弟(行四)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列,曾昭燏属于第四代。昭燏的祖父曾纪梁、父亲曾广祚都是清代县学附生,皆诰授中宪大夫。曾广祚是晚清举人,著有《屏锲斋诗文》行世。曾昭燏的母亲陈季瑛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即陈寅恪的嫡亲姑母。清宣统元年农历正月初八(1909年2月3日),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峡石村曾家“万宜堂”,母亲共生十三个孩子,其中六个早夭,七个长大成人,依次是:长兄昭承,二兄昭抡,昭燏,弟昭拯(又名绍杰),二妹昭懿,三妹昭鳞,四妹昭楣。兄妹七人皆勤奋好学,且学有所成,各有所长。
晚清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是湖南湘乡曾家长子,同胞兄弟依次为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等五人,以祖父辈的家族序列排,分别为老大国藩、四弟国潢、六弟国华、九弟国荃、季弟国葆。哥五个在后来的岁月里,除仅具中等之资的曾国潢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曾国藩作为湘勇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率部与太平天国洪杨辈展开搏击拼杀。曾国华以下三兄弟均投笔从戎,加入了剪灭“长毛”的“圣战”之中。随后的结局是,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战死,曾国葆在围南京时身染瘟疫病亡,曾国荃则成为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头功之将。
小小的山冈之上,痛失爱女的李夫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在荒草萋萋的山野回荡。李济的眼睛里汪着一潭痛楚的泪水,将一把把温润的泥土轻轻地撒在女儿的墓穴里。一片片于西南早春盛开的黄色花瓣被抛向天际,于新起的坟茔上空飘舞飞旋。没有葬礼,没有悼词,唯有滚滚的江水和阵阵袭来的山风,让人感到生命的凄美与哀伤。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此信略有残缺,落款日期已难觅,因而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据辗转得到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推测: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与翁文灏等人设法作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确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转给梁思成的同时,顺便把他给朱家骅信的抄件一并转来,意在说明缘由。而此时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庆办理公务),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罢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庄,便先行修书 一封,表示对傅感谢,同时顺便做些谦虚性的解释,并问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等等。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因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总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林徽因这封信在封存、湮没了几十年后,被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整理者王沉森重新发现并公之于众,由此为傅斯年与梁家的交往又增添了真诚而感人的一笔。信曰: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面对日寇步步进逼与中国军民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孤军御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座的军政大员无不悲感交集,溘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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