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

刘文典之张狂和目中无人在联大众人皆知，他不仅大骂沈从文“该死的”与“四块钱也不值”，还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联大文学院只有三个教授，即“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什么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金岳霖、郑天挺、姚从吾、吴宓，连同小一号的吴晗等辈，在他眼里皆不值一提，与沈从文一样连“四块钱”也不值。既然在他心目中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连个教授都不配，自然看轻，对其偶尔念错古字古音不分场合地指责批评也就成为一种可能。而闻一多借此机会反戟一击，也是男子汉尤其是诗人型的热血男人所为，即毛泽东所谓“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鲁迅所坚持的“一个都不宽恕”是也。

为了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汪曾祺还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连无孔不入的小商贩在黑市上倒卖的本地酒，也挂名“警报牌”，以此表达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商业精神与现代化意识。

“日机来昆明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3架排一个小‘品’字，9架排一个中‘品’字，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至于飞机投弹的状况更是清晰可见，久久不忘。“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吱吱吱吱’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

许多年后，在此就读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仍记忆犹新：“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当交出最后一稿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梁思成听罢，感到忍无可忍，径直来到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道：“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梅贻琦望着这位平日总是心平气和的老学生一反常态地恼怒起来，知道是冲着政府削减经费过猛过狠又拖欠的做法而来，叹了口气，起身像对待耍脾气的小孩子般和颜悦色地说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

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这年7月，联大选定并购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初步预算暂定为贰拾万元，以后边投资边建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领任务后，根据以黄钰生等15人组成的联大建筑设计委员会的要求，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其原因是设计委员会当初没有考虑到理科学生所需要的实验室等房舍，梁、林夫妇的设计方案被迫修改。几经反复，拖延数月。

同时选定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用《满江红》词牌填写的歌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的词曲作为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尽管曾氏自少年就在长沙美国教会学校学习，又是清华出身，留美博士，但与其他留学东洋、西洋的学人大不相同。一般而言，凡留洋的学生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气宇轩昂，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丝不乱。曾昭抡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穿衣打扮上，具有浓厚的中国乡村塾师的“名士”气。他所穿的大多是蓝布大褂，在外人看来总是皱皱巴巴，不太合身，且有些破破烂烂、土里土气，有时第三个扣子还要扣到第二个扣眼中，形成一个大斜襟。脸洗得好像不太干净，头发不整，胡子几天不刮，像个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卖油条或煎饼果子的小商贩。脚上的袜子似是没有袜筒，只到脚后跟为止。鞋子更是玄乎得令人头晕，总是一双蓝色或黑色布鞋，且鞋子前后有洞，近似于后来的[...]

刹那间，几个小黑点从飞机的肚子里喷射而出，“嗖嗖”地向火车站飞去，那显然是被轰炸目标，而这座初次经受战争洗礼的城市竟没有向市民发出任何警报。小黑点很快变成了头尖脚圆的像小孩子一样大的“亮晶晶的家伙”，梁思成这才意识到是什么，车站周围随之腾起了烟火。巨大的爆炸声与升空的残渣碎石，使他的身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头“嗡——”地一震，急转身冲进屋里，一声“炸弹，快跑！”尚未喊完，一枚“亮晶晶的家伙”就飞到眼前落地爆炸。随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抱起8岁的女儿梁再冰，屋中的妻子林徽因眼望窗外的火光惊愣片刻，顺势抱起了5岁的儿子梁从诫，搀扶着一直跟随自己居住的母亲向楼下奔去。就在这一瞬间，炸弹引爆后的[...]

梁从诫回忆说，一天，忽然头顶有飞机的声音，大批日机首次突袭长沙。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梁思成以为是所谓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而这些飞机很可能是为保护人民大众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特地在长沙上空守航，于是怀着一份感动跑到阳台，手搭凉棚对空观看。飞机从楼群上方掠过，机翼上有一个圆形的血色的鬼子徽记。

1946年5月4日，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纪念日，众人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校图书馆前广场上，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梅贻琦作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会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竖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按照传统款式，纪念碑署名分别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碑之背面刻着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共834名参军入伍的学生名单。碑文曰：

而葬礼的主祭、陪祭人员更是少得可怜，除了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代表校方主祭，陪祭者仅闻一多、钱端升、尚钺、王赣愚、吴晗等几位志愿者，别无其他教授参加或在墓前驻足。对这一凄凉尴尬的场景，闻一多大感不解与悲怆，登台后竟“半天说不出话，好久才悲愤地致辞”，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我往下看看，今天我们参加陪祭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只有两三位），是害怕吗？还是关着门装不晓得？难道连师生朋友们之情，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这些人上哪儿去了？是害怕吗？今天我参加了，不见谁把我怎么样。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