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凭借赫赫战功升到此位，但是其他总兵官中许多人却对此心怀怨言。原因当然是朱元璋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太得宠。他们仗着是郭子兴的老部下，又比朱元璋年长许多，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朱元璋经常指挥不动。

只有朱元璋立马提出反对意见：“滁州无险可守，非称王之地，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孤城加上周围几个乡镇。称了王，只得了一个虚名，却树大招风，会引起朝廷的重视，势必集重兵前来进攻，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虽然是自己手创的军队，但一旦交出兵权，朱元璋发现自己居然一无所有。朱元璋当然气愤，当然郁闷，但以他对人情世故的通透，他一下子就看透郭子兴的内心。虽然有自己练出的三万士兵做后盾，朱元璋并不想和郭子兴闹翻。因为农民的宗法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他朱元璋再能干，也是郭子兴的女婿和部下。以下犯上，以小反大，不管他多么有能力，也会立刻为千夫所指，人心丧尽。以他的资历、年龄、地位，他还是必须得依靠郭子兴。

朱元璋有时也奇怪，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优点？其实很好理解。承平岁月，朱元璋有再高的智商和勇气也没有用。等级、地位、地主、政权，重重压迫着他，如同五行山压在孙行者身上，让他这些优势没有空间施展。他的智商只能用于在田间地头和穷朋友开开玩笑，他的勇气也仅止于在荒郊野外遇到野兽时心里不慌，对于改变他的命运并无作用。

在危机重重的战场之上，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朱元璋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发现，自己比大部分人更敏锐，更精明，更缜密。他总是能比别人更早一步，更高一层，更多几步地在复杂的形势中判断出事情的走势，他总是能轻松地猜透很多人的心理。他知道如何赢得上司的信任，如何赢得下属的拥戴。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进，在什么时候必须退。他谨慎异常，这并不妨碍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冒险。事实上，他在战场上的勇气别人难及。这是因为他早就盘算明白了，在刀光剑影中，只有勇敢，只有以气势震慑住对手，你才有最大的几率生存下来。懦弱者反而死得更快。

郭子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郭子兴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们也许同样精明，但是他们的禀赋柔弱，没有摧锋折刃的胆量，没有厚脸皮和黑心肠，因此只能做这些绿林豪杰的助手和谋士，跟在他们身边吃一点他们掉下来的残渣剩饭。所以，历代开国帝王虽然利用知识分子，但大都瞧不起知识分子。刘邦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朱元璋和张献忠杀起读书人来如同草芥，把文官当成奴隶一样挫辱折磨。

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学泰在《游民与中国社会》中为我们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

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竣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万象。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个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他深知，从此之后，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陈梧桐《朱元璋大传》）

长达十七年的读书生涯，开启了他内圣的自觉追求，他自行改号为涤生。涤是洗涤，洗涤“旧染之污”，他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无疑是他实践内圣理想的开始，而且一旦开始，内修圣人之德便成了他终生不废的操守。28岁中进士后，他便改名国藩，这无疑构成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内圣理想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志为国家藩篱、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在两千年的帝制体制之内，对于士大夫而言没有比内圣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