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他的福气在生前都已经被透支净尽,没有丝毫存留,在创造了一个个历史纪录的同时,他也埋下了太多隐患。他绝对不会想到,在他的时代之后,大清王朝就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落后挨打,其惨状也创了历史之冠。他自己,也在百年之后遭遇坟墓被炸、尸骨无存的惨剧,给后人留下“十全天子骨难全”的慨叹。
乾隆天赋极好。他天生身体底子就好,加上娴于骑射,武功高强,一生没有遇到大灾大病。他智商奇高,读书过目不忘。他不但是中国帝王中传统文化素养最高的帝王之一,而且是唯一懂得5种语言的皇帝。他具有超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素质,为人理智,反应敏捷,处理问题果断迅速,自制力在历代帝王中更是无与伦比。
当然,不管乾隆的性格多么复杂,不离两个背景:一个,他是在尊荣至极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天潢贵胄,一生顺遂,在天资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对手,因此自视极高,高己卑人是他注定无法避免的缺陷。另一个,虽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政治利益最大化”,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许多时候,他的性格变化,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
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
他的性格非常复杂。他情商很高,风度翩翩,很善于讨取别人的欢心,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内心深处很少有瞧得起的人物,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他富于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泪;他有时又像野兽一样野蛮,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文字狱,甚至在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他早年富于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把盛世推上了顶峰;晚年却刚愎自用,自我膨胀,听不进任何意见,亲手毁了这个盛世……
据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乾隆的干兄弟。所以他连皇帝都敢捉弄。在老百姓的设计下,乾隆皇帝对这个精明狡黠又一身正气的刘罗锅又爱又恨,被他耍得团团转却又无可奈何。这些传说,寄托了老百姓反抗政治权威、消解政治威严的心理需要。
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
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生活在浓重的历史感中。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乐的价值观。
可是,似乎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不尊重历史。很多时候,历史人物的身后声名与他的真实面貌相差甚远。比如那个雄才大略的曹操,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六战六败的二流军事家诸葛亮,却成了战无不胜的战神。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朝廷》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主动打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但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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