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技术之一。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乾隆死去两百多年后，仍然有许多人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他发现，导致历代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地主与官员结合，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另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

国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

“本书的假设是：

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

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明史学家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却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

同理，我国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三纲五常，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关键所在。

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

农民的世界观是静态的。在农民的眼睛里，世界是永恒循环的。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

朱元璋也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千秋万世，永不坍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样，永远在静态中循环，直到天荒地老。

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

中国政治家从来都崇尚“定于一”，强调统一人民思想，以产生最大的合力。

不仅仅是儒家，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礼记·礼运篇》汇合总结了诸子百家的社会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导“王道仁政”，实行井田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

直到后来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

中国政治家从来都崇[...]

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这一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上没有下文。

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饮酒大会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

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恃于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

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而拒绝那些做过坏事的人入会，则是为了让他们产生羞恶之心，以利改过。

朱元璋思想中的乌托邦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

，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今天让人家头痛不已的“随礼风”极有可能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饮酒大会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

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恃于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