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若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富裕起来的平民要求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纪之后，欧洲之所以能冲破黑暗，迎来文艺复兴，根本原因也在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欧洲的农奴能够越来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讨价还价，获得市民身份。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力量不断增长，最终推动了商品货币化的浪潮，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却一直在贫困化过程中越陷越深。与西方社会的上升趋势相反，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呈下降趋势。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事實上，儒教的倫理規範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欲望，通過極大的自我克制，服從于僵硬的道德教條。

序

得不偿失的盛世

一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

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爱新觉罗家族中两个最伟大的人物，康熙皇帝和后来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首次见面了。不过弘历当时年仅12岁，他不可能了解这次偶然的会面对自己乃至对国家将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祖父大人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作为子孙而远离几千里之外，这心怎么能稍稍放得下！温弟去年如果不回去，这时还留在京城，也是一刻都不能安宁。弟弟们看到父亲和叔父诚厚孝敬的品行，能够人人竭尽全力，侍候老人，这是我家最吉祥的表现。我在京城的家里，吃着精美的食品，穿着丝绣衣服，竟不能尽半点做孙子的责任；妻子儿女都安稳地坐在家中享受，不能分担母亲的劳苦。每一次想到这里，我不觉惭愧得冒汗。

我仔细思考，普天之下官宦人家，大多数都只有一代人就享用完了，他们的子孙开始骄奢淫逸，后来又放荡不羁，最后身填沟壑，能够延续一两代的人家实在太少见了；商贾人家，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人家，谨慎淳朴的能延续五六代；孝友之家[...]

一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

而其根在读书，是读书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支撑。这支撑有如坚实的根部，令他的做人有了持久的张力。张力的一维是雄强，另一维是畏慎，中间则编织着警觉、清醒、浑含、圆融等说诸多语汇，从而成就一种弹性和坚韧。这就是他成功的秘奥。而这正是我们由读书和做人的视角窥究出来的，也许相对而言，这一视角更为简捷。

曾国藩有一种很深的兄弟情结，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国藩对弟弟的教育极其负责，甚至有些严苛。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曾国藩所说的读书，绝不单指看书，而是看（看书）、读（朗诵）、作（作文）、写（写字）四方面兼行，这就将读书上升为一个系统，强调多渠道同行并进，在一种综合互动中，实现读书收效的最大化。就读书而言，这种综合性的强调，应当是曾国藩读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具有很高层次上的方法论意义。

其实它并不神秘，就文章而言，当然是指阐述道理的文章，必须有一个主旨构成文章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而要阐明这一主旨，即这一道理，就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于是就有了考据；如何将论点论据组织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有了辞章。这三种本来相互依存的要素，却由于人们的刻意偏重与强调，这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三种学问门类，相互攻讦，致使原本简单的文章写作被复杂化为声势惊人的学术公案。是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让曾国藩明了文章的本义，同时也为他读书治学画出了一张入门草图。

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而于清代争讼一时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前者即注重于考据，后者则注重于义理。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