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

在明代，户口的最主要功能是为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业。对比之下，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样是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笼罩了一切社会成员的社会治安网络。今天的街道基本复制了里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着辖区里所有的“丁”、“业”情况，以备政府掌握。

传统与现代，在当今中国的各个层次交错重叠。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扫荡掉古老民居。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户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国家户籍制度所没有的一系列特点：社会分割性、二元强化性、等级性、世袭性、超稳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征。

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到了城里，最害怕的则是地痞流氓。作为一个从小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本性里对游手好闲之徒却有一种强烈的厌恶。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他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女子，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分钟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成了一种偏执和狂热。从心理学角度讲，[...]

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国家公有，由国家分给人均土地一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放宽历史的眼界》）。

在乡村生活中长大的朱元璋，其乌托邦梦想尤其执著。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的生活状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宋朝诗人杨万里描绘过一幅耕织图：“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如果风调雨顺，乡村生活充满平静和安详。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灾人祸，没有多少剩余的农民们往往破产。

因此西方是经济支配的社会，而中国却是权力，或者从根源上说，是暴力支配的社会。西方的权力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在中国，权力是超越经济的，是指挥经济的。这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

他希望这些孔孟之徒能“见义忘利”，吃着孔孟的精神食粮忘我地为他工作。

不仅如此，朱元璋甚至舍不得给退休官员开工资，阎步克《品位与职位》说：“国初的致仕者居然没有俸禄，赐半俸终身就算是优礼了。”

在农民起义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每一次起义中被屠戮最惨的都是官僚阶层而不是地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