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则说：“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无论梁思成、林徽因如何竭尽全力，毁城运动仍势不可挡地进行着。

毁城论者又说，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梁思成说服道：“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用园林地带分隔大城市为小城区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充当现代大城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到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义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能再为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梁思成反驳道：“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些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它们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性文物了。”

然而，他们却被称为“城墙派”。主张毁墙的人中，也有建筑师，也有懂科学、会写文章的人。他们说，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为镇压农民起义而修建的，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锁链”，理应拆除。

梁思成和林徽因意识到，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们希望退而求其次，保住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林徽因和梁思成深知，城墙也好，城楼也好，一旦被拆毁，就永远也不能恢复了。他们恳请决策者从长计议，为国家为后代留下这珍贵的历史遗存。

喘着，几乎不能有片刻的安睡。她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徽因、思成都住进了同仁医院。他们的病房紧挨着，虽然从这间病房到那间病房只要两分钟时间，可两人却病得躺在床上不能走动。

１９５５年的春节，徽因和思成在医院里度过。

思成也病了，但他还是尽全力照顾徽因。从清华进一次城很不容易，每次，到北京城内的医院去做检查和治疗对他们都是一次考验。为了徽因治疗方便，思成计划着在城里租房子住。可还没待他安排停当，他就病倒了。

１９５４年秋冬之际，林徽因病倒了。

徽因的身体一日差似一日。她这次是真正躺倒了。有关纪念碑的花环装饰图案的图纸堆放在她床边的小柜上，她已没有一丝力气再去构思和描画。《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序文的校样出版社已送来好几天了，她却虚弱得看不了几行字眼前就一片昏花，冷汗从后背和前额沁出。她整夜艰难地咳喘着，几乎不能有片刻的安睡。她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北京市负责人说：“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的就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共产党对党外知名人士还算客气，但梁思成听了心里已很不是滋味。他把这话告诉了徽因，二人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心里十分沉重。

林徽因虽然是人民代表，但她的呼声却没有得到响应，会议通过了拆除三座城门的决议。

他们难过极了。

林徽因绝望地问道：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沧桑，在解放前夕还能从炮口抢救出来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中要被毁弃呢？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梁思成痛苦地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许多年过去后，梁思成还在为被拆除的三座城门而惋惜。

他深深地自责道：“三座门拆了我非常难受，实在是把一个宝贝给毁了，太难过了。但是我并非没有错误，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

在保护古代建筑、维护古都风貌的所有问题上，林徽因都是梁思成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当北京市人大代表为拆除三座城门开会表决时，她强支病体出席会议。她向与会代表耐心地说服道：交通问题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为了交通而舍弃别的一切。她甚至以中南海怀仁堂的人行道为例说，每当怀仁堂开会时，进出的人很多，交通也会出现拥挤，但怀仁堂并没有因此而设计一排座位一行通道，整个怀仁堂也只有两行通道。交通问题可以想其他方法解决，而城门一旦拆除，就再也无法弥补。

那是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市的领导告诉梁思成，中央一位负责人曾说过，将来从这里望出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十分吃惊，他不能想像处处都是烟囱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

有秩序的布局和整个文物环境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壮美特色。对北京的建筑群落，不应随意拆除或掺杂不协调的建筑形体加以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