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阐述的“一国四方”大致可以概括中国国家的特性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它们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安排竞争而胜出：“整体利益党”比西方的“部分利益党”更有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协商民主”比西方“大众民主”更能体现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更能作出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规划和决策；“选贤任能”所产生的中国领导人总体上比西方“选秀模式”更称职能干；“混合经济”比“市场原教旨主义”更能保证经济顺利、迅速和平稳地发展，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也是一种避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三维经济，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三者构成的一个经济体系。中国经济比其他经济更有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三维的，而不是像多数其他国家，他们的经济是二维的，二维经济的发展的动力不如三维经济。史正富还分析了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下企业交易成本的差别，西方通过律师、游说等所谓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推动市场经济，其交易成本明显高于中国通过竞争性地方政府与竞争性企业互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这些观点也是对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一种阐述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整个世界今天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采用宏观调控来避免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今天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已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奇迹，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当然这个过程也带来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纷纷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百姓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领导工作。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尽管中国政府和选贤任能制度还存有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在2013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5％的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

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格格不入。从制度传承来看，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

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最后形成的东西冗长繁琐，执行力很差，还得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sell to the public），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民主决策的总体质量明显高于西方。

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协商民主和“新型民主集中制”带来的“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也好，国家的五年规划制定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询和磋商，媒体和网络上对各种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和塑造公众预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且经常是中长期的需求。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是分不开的。与西方多数国家无法进行中长期规划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一种超越，我们对此可以非常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