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计划。一个接一个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几上几下。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从制度传承来看，它延续了中国古代朝廷的集议制度，包括廷议、宰相议、百官议、朝议等许多具体的做法，也借鉴和发展了苏联模式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五年计划的制定。

与中国古代决策集议制度相比，中国今天的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过程之复杂，都是古人所难以想象的。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台湾地区在所谓的“民主化”之前还有六年规划，当年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这样的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无法制定这样的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当然是有规划好。中国今天已经[...]

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当然，这不是议而不决，而是广泛协商基础之上的当断则断。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党和国家层面），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之所以采取协商民主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

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天命党”，一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政党。它对自己国家和文明的命运承担终极责任。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执政党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与时俱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严重问题。当然，我们执政党自身也有许多问题，我们需要“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比较西方模式下的政党，它们大多数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党”乃至“游戏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这些政党大都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例如，韩国的政党竞选可能选出一个导致与朝鲜发生战争的政党，但韩国的安全最终是靠美国来保护的，韩国是否会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冲突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日本的政党也是这样，十年九相，选出了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他是否会把日本重新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最终祸害日本自身，祸害整个东亚和世界？这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须对中华文明的兴衰负终极责任。习近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

从思想传承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有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它代表一个文明、代表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代表一个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重新崛起的伟大文明。它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美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国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虽有不足，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它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我们在过去两千来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都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执政。“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历史上的执政集团，其实也是力求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自称它能代表。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者叫“整体利益党”，就是说这个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个多元的社会就这样通过票决从“分”到“合”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频频失败，就是因为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现在西方社会也面临这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已经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主动权；我们把中俄关系界定为“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们的海军舰艇最近也“造访”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我们的领导人接连走访了亚非拉和欧洲，然后又访问了美国的三个近邻，并在哥斯达黎加会晤了8位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这真有点像美国总统先到老挝访问，并约见五六位东盟国家的领导人，然后再抵达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而且这一切做得自然、大器、有理有节，使人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爽”。一个大国就应该这样自信，就应该这样出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展现自己的力量、担当、分寸和节奏；一个大国领导人就应该不时地[...]

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双方需要“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习近平也是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全球的视角切入，指出：“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已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增强机遇意识、共赢意识、创新意识，深化和拓展双边经济合作，努力挖掘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他提请美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注意“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响”等一系列问题。③简而言之，从首脑会晤形式的变化到中国实力的崛起和中国话语的崛起，这就是28年前后两场高峰会[...]

与28年前中美首脑会晤相比，这次习奥会晤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中国领导人展现出的自信和中国话语的崛起。坦率地说，多年来，在中美关系中，总体上看，美国处于主动，中国处于被动，美国不停地提出新概念，中国被动应付的情况较多。这次会晤扭转了这种趋势。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曾写过，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②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大国意识，我们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强势话语，并以此来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力争重塑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关系的看法和期待。我们从战略高度和人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