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的历史传统也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都和强势朝廷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我们的文化中，农民把县长，甚至村官叫做父母官，这个概念西方人难以理解，但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一定有其产生的原由及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你可以不喜欢、不赞成，你可以尝试着对它进行改造，但其真正的改变一定是耗费时日的，甚至是难以改变的。有人说过去历史上，中国自然灾害多，为了防灾治灾，强势政府就应运而生了，强势政府的传统就逐步形成了。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就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

在这两种理论影响下，美国推行着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谐。美国先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入侵伊拉克，然后又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推动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乱成一团，成了美国反恐失控的心头之痛；格鲁吉亚的政治乱局尚未结束。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我都访问过：乌克兰选举情况表明，亲俄罗斯的人和亲西方的人势力旗鼓相当，结果纷争不断，国无宁日，整个社会无法和谐。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社会整合乏力，经济停滞不前，整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新疆地区。至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更是导致了很多国家政局动[...]

中国社会需要和谐，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问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协商来妥善处理。但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国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其他国家，否则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战后流行两种理论，一个叫做“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发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领世界各国走西方之路。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我们的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和谐文化，特别是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深处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巨变，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少了，人的内心冲突多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大了。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某种意义上就是呼唤回归传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三种和谐。当一个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候，出现不和谐现象恐怕在所难免，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时期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如何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层次上建设和谐社会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也不是被动的中间道路，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这种精神得到了真正体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条积极稳健的中间道路，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国家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实际上，只要走出欧洲和北美，到处都有中国模式给人带来的触动：几乎中国周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非洲很多国家和古巴等拉美国家也在关注中国的经验，西方有识之士也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软实力。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是中国成功崛起的关键。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孔子学院等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话语、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对于解决世界的问题都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话语、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话语，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其实，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政治软实力崛起的担忧，因为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的分量举足轻重，好戏还在后头。

今天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世界老二”不好当。美国已经扳倒了两个“世界老二”，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前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后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接轨的，但美国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世界老二”，它很害怕失去“世界老大”的位置。从这些年美国的各种战略部署来看，它已经加紧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衡”。随着中美硬实力差距的缩小，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软实力来牵制和阻碍中国的崛起。2011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道出了美国的考量：“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

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西方话语。中国人爱好和平，从来不想惹事，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红红火火，中国人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西方媒体的影响，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到了西方，那里的普通百姓都会问你，中国怎么有这么多人权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民主国家呢？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进步最大的国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国家，是人民对自己前途最乐观的国家，但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负面报道，背后是许多西方人盲目的政治自信，是“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还在作怪，所以我们要点破西方话语，要[...]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曾带来过很多问题：宗教迫害、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引起的战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把政府看做是坏事的祸根，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也就是说，最好不要政府，但这看来又行不通，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其做坏事。西方今天也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它一起削弱政府，但忘记了在发展中国家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能力普遍太弱。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国内政令不通，甚至政令出不了自己的首都，税收不上来，军队警察也管不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改善和加强政府能力。发展中国家如果是一个弱政府，往往连自来水、供电、社会治安、儿童免疫、初级教育等最基本的服务都提供不了，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赶超西[...]

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使政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南欧的“笨猪四国”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这些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孙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纨绔子弟把国库就弄了个精光。

第三，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的匮乏。标准普尔[...]

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采用一人一票来选CEO？因为这样做，公司就要破产；为什么没有一支军队采用一人一票来选最高指挥官？因为这样做的军队就打不了仗；那么一个国家搞一人一票会不会破产呢？这样做而破产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国家比比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制度预设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样的权利，结果就是“暴民”政治，要么选出了坏人，要么无法容忍好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整体文化和教育水准低下，政客往往只需与黑社会勾结就可以掌控多数票源，最后遭殃的还是普通百姓。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还不破产呢？其实冰岛已经破产，希腊也破产了，还有不少国家处在破产的边缘。那些还没有破产的国家过去[...]

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往往就像一把铁尺，规范着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水准。

“三人行，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