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平等问题上，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种姓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未能在人的思想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真正废弃这种严重违反人权的制度。在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种姓制度依然我行我素。印度独立都60多年了，但你去印度农村的小学教室看一看：高种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课本念，有小石板写字；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没有石板。为什么政府不能废除种姓歧视呢？我得到的答复是：法律上是废除了，但这里的校长、教员和学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自然，并不别扭，低种姓的孩子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在印度教里，贱民信徒去上香，都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庙宇的外面，不能进入庙宇[...]

。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

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拒绝意识形态挂帅，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潜在的朋友。美国难道就不能从这种智慧中得到一点启发吗？

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是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战。当然最好再补充一句：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

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

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地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一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

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心理的变化，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

中国已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而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

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已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任务：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的发达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总体上已经接近南欧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但一位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