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焦达峰、邓玉麟

在南通这个地方，丝渔港的农民和渔民，也曾趁革命之机，自发成立过一个新式政府，也有军政长之类的官衔。可是，农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给镇压了。但是差不多同时，掘港镇绅商不给南通面子，把他们任命的官员给废了，自己搞了一个，居然没有事。不仅没事，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投身革命，士绅可以，绅商也行，但农民不许。只要农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镇压。秩序也只能是士绅的秩序，不是农民的秩序。

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飞身上台，举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想与之辩理，没想到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有理没处说，只好逃走。据参加棒喝的山西革命党人南桂馨说，他们打走了保皇党，居然接茬在原会场开会演讲，梁启超们请来的日本嘉宾，竟然也不走，还登台说话。此后，每逢保皇党集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肯定去打，保皇党人多，能打的人不多，都架不住张继的棒喝党勇猛。日本警察也不爱管这中国人之间的滥事儿，所以，就这样打来打去，保皇党的声势就萎了下去。有样学样，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这样打，保皇党徐勤来新加坡演讲[...]

这样的事业，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从事这样事业的人，理所应当脾气可以大一点，死上几个人，尤其是敢于跟革命党人说不的人，委屈一些不乐意剪掉作为奴隶标志的辫子的百姓，又算得了什么，都算是给革命扫除障碍。

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坐了衙门。革去了老爷、大人的称呼，撤掉了官老爷出行的仪仗，没有了虎头牌。但是，掌了大印的革命党，威风依旧，骑着高头大马，后面一队扛着快枪的披肩发革命军人。晚清的县太爷，有人顶撞，顶多抓来打顿板子，如果开明的地方，司法改革进度快，连板子都不能打。可是，革完命的地方，党人县太爷只要不高兴，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就杀掉。杀一个人，就像踩死只蚂蚁。

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

度变了，却没有破坏，生活节奏也没有改变。连当家并护院的人，都是自己的娃，有多好。

除了一少部分在革命前就参加革命党的人之外，士兵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很可疑的。对他们来说，参加革命军还是参加不革命的军队，都是吃粮当兵。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想他们在大乱之际，安分守己，委实是件难事。

林则徐禁烟扬名千古，而丁宝铨禁烟则遗臭万年，哪儿说理去？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而且是不肯改的大错，比如拼命收权，打江山坐江山，革命就有了机会。

真正决定革命和保皇胜败的，不是论辩，也不是棒子，而是国内清朝政府的政策。如果清政府的政策一直比较对头，能够充分满足地方实力派和士绅的利益，保皇就肯定占上风，革命基本上就没戏。反之，只要朝廷出了错，而且是不肯改的大错，比如拼命收权，打江山坐江山，革命就有了机会

看见就看见了，害怕则换个地方，不怕则拉完屎走人就是，但是老北京人好管闲事，觉得深夜在桥下活动者，非奸即盗。于是，这人方便完之后，提上裤子，还大着胆子到跟前张望了一下，然后撒腿就跑，跑回大杂院就嚷嚷起来，随即，街坊们就通过街坊管理渠道报了警。

已经设置了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要罚款的。但是，深夜上公共厕所，毕竟不方便，于是这个内急的北京人，就来到这个僻静之处出恭。没想到，蹲下来之后，居然发现小桥下面有俩人影晃动。这要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见就看见了，害怕则换个地方，不怕则拉完屎走人就是，但是老北京人好管闲事，觉得深夜在桥下活动者，非奸即盗。于是，这人方便完之后，提上裤子，还大着胆子到跟前张望了一下，然后撒腿就跑，跑回大杂院就嚷嚷起来，随即，街坊们就通过街坊管理渠道报了警。

910年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北京鸦儿胡同的居民出来拉了一泡屎，全都给毁了。

在北京的醇亲王府、即摄政王载沣的家和鸦儿胡同之间，有座很简单的石板桥，是摄政王每日上朝的必经之路。这地方很僻静，没有什么人家。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鸦儿胡同的居民到这边来解大便——按新政时期的法规，这是违法行为，北京的胡同已经设置了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要罚款的。但是，深夜上公共厕所，毕竟不方便，于是这个内急的北京人，就来到这个僻静之处出恭。没想到，蹲下来之后，居然发现小桥下面有俩人影晃动。这要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见就看见了，害怕则换个地方，不怕则拉完屎走人就是，但是老北京人好管闲事，觉得深夜在桥下活动者，非奸即盗。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