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决定革命和保皇胜败的，不是论辩，也不是棒子，而是国内清朝政府的政策。如果清政府的政策一直比较对头，能够充分满足地方实力派和士绅的利益，保皇就肯定占上风，革命基本上就没戏。反之，只要朝廷出了错，而且是不肯改的大错，比如拼命收权，打江山坐江山，革命就有了机会。

革命战胜保皇，得靠毛锥（笔），靠演讲，但当时靠这两样还不行，于是棍棒登场了。最出名的武戏主演是张继，这个国民党的元老，后来扮的是文官角色。可在当初，他可是打架的高手。最早他是大清国的留日公派学生，到了日本之后，受不了日本人的挤兑，一怒之下剪了脑后的辫子，惹得留学监督姚某人一通咶噪。说得张继无名火起，约了同在日本的剪辫党陈独秀和邹容，找了个桃色绯闻的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咔嚓一声，把姚某的辫子也给剪了。从此之后，这三个宝贝，就只能做职业革命党了。

连留学监督的脑袋都敢摸的人，还在乎什么保皇党？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

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五万，荷属东印度（印尼）五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三万，剩下的一万大概来自美国。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四万，前后共计耗费了十七万多元。

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

革命过程中各地官员的闻风瓦解，其实严格地说，不是随大流，而是早就对所属的王朝失去了信心。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多年不懈的宣传，的确有了作用，满人“异族政权”的形象凸显，这种形象又被当家的满人亲贵极大地强化，合法性降低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亲贵们有意在任官方面向满人倾斜，也大大伤了汉人官僚的心，而任职的满人官僚，也大多不争气，在逃跑方面，一点不让汉人。大部分汉人官僚，其实相当部分认同立宪党人的立宪主张，当然也对清廷假立宪、真抓权的做法，感到不满。在这样的氛围里，民间关于清朝气数已尽的传说，也随着《推背图》这样的民间谶书的流传，甚嚣尘上。所以，如果在1908年西太后未死之前，还有人乐意帮一把，但是，到了少[...]

历史之所以拐弯，往往会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比如那天夜里那泡屎。

暗杀的实际作用，就像暗杀团用来练胆的骷髅，放在那里，配合着夜色和烛光，的确够恐怖。可是见得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暗杀，杀不来天下。

暗杀跟武装起义一样，是为了打江山。相对而言，当时的革命党对于暗杀的重视程度，居然要超过策动起义。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的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行文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吴樾刺杀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说起来多少有那么点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是为了阻止清朝向好的方向变革。但《民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把他说成是民族英雄和楷模，还为他的行为编出一系列的所谓正当性理由，虽然说来说去，无非是满人种族低贱，而且有屠杀汉人的前科，没有资格再统治中国，但居然列了六条之多。原本对暗杀不甚热衷的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对组织[...]

暗杀，当时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朝政府，只有招架的份儿，哪里能想到去暗杀孙中山？

。徐锡麟的父亲投案，经过审查，发现他跟儿子的活动没有关系，也放了，只把徐锡麟的弟弟关了起来（幸亏清朝刑律改革，否则要族诛的）。

不知是由于时间太短，还是他一口的绍兴土话，没人能听得懂，或许是兼而有之，反正直到起义发动，当地人似乎一个真心跟着干的都没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天，徐锡麟在安徽首府安庆闹的那场事，教科书上说是起义，但是，当时的中外媒体，都说是暗杀。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

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革命军中，炸弹队二十余人，才有六颗炸弹。像四川这样的偏僻的地方，试制炸弹，实在太难了。还没等革命军进城，性急的城里学生做了假炸弹，在会场上吓唬重庆知府和巴县知县，让他们交出政权，还真的奏效，两个乖乖地把大印奉上。可是，广东阳江的革命党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也做了假炸弹，去吓唬当地的巡防营，要他们投降。巡防营还真的害怕，正在犹豫，一个冒失鬼把假炸弹丢了出来，只冒了股烟。这下人家知道是假的了，一阵枪就把革命党给打跑了。

旗帜只是一种象征，旗帜之争，实际上是背后的想法之争。白旗代表着反清复明，代表着会党的意思，也象征着会党的势力。而井田旗则代表一些富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人的心思，只是有这种心思的人，实力太小。十八星和五色旗，都代表了部分的革命党人对未来中国的一种设想，一个基于地域，一个基于族群，都有很强的中国传统因素。但这种设想的背后，都是对孙中山革命正统的某种背离。即使没这个因素，青天白日旗，的确也日本色彩太重，为革命党内部的民族主义者所不喜。就是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不断往上添加中国因素，比如原来旗上的光道，没有定数，孙中山定为十二道，代表干支。然后又加上满地红，中国人喜欢的喜色。即使这样，后来好多前同盟会的[...]

按道理共进会属于同盟会的一支，同盟会当年成立的时候，定的旗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一个分支，敢于独树一帜，实际上反应的是同盟会内部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