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949年4月9日，在华盛顿宪政厅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约仪式时，乐队奏响一曲《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倒并非不对头。

意愿，但是铁托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导致矛盾激化到顶点。因此在1948年6月28日那次会议上，正式出现了分裂。会上做出正式决议，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理由是它不承认红军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贝尔格莱德被正式指责为实行了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和不正确的国内政策。事实是，南斯拉夫代表了国际上堪与斯大林独裁势力抗衡的一股“左翼反对派”力量，因而难免造成冲突：斯大林需要通过制服铁托来向铁托的共产党同伴们明确表示：莫斯科不容反对。

当然，铁托没

斯大林套用了20年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处事方式，开始着手处罚和诽谤“右派”。在斯特拉斯卡波雷巴，法国和意大利代表不得不听从教训，批评南斯拉夫代表爱德华·卡德里奇和米洛万·德热拉斯的革命战略，他们作为“左派”的代表被挑选出来，并受到了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表扬。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代表（由于会议的批评矛头同样也清楚地指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代表）对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一直追求的和平共处政策走到了尽头。“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援引日丹诺夫的话）形成了，以后将按新的路线行事。从此，莫斯科希望各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苏联利益，并使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利益。

。西欧的共产党人不知道该对马歇尔计划采取何种态度，只好拖延时日，最后从斯大林的否定中得到一些线索。总之，莫斯科和西方各国共产党之间沟通不够。在法国共产党脱离政府后，安德列依·日丹诺夫发给多列士一封密函（相当重要，另外抄印了一份，给捷克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行动和我们一致。你知道事实不是如此。你们所采取的行动使苏共中央委员会大吃一惊。”

，战争改变了一切。在与德国人的对抗中，苏联被迫求助于爱国、自由、民主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目标。共产主义失去了它的革命狭隘性，小心翼翼地变成了反法西斯广泛联盟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战前“人民阵线”的战略，但到了30年代，莫斯科已经能够牢牢掌控住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了——通过经济援助、私人干涉和恐怖的手段。

南斯拉夫公开支持和鼓励希腊的叛乱，一次是在1944年，还有一次比较严重，是在三年后希腊内战的战火重燃之时。这次援助主要和铁托的自恋情结有关，帮助希腊共产党是为了褒扬他自己的胜利，当然也和南斯拉夫对有争议的希腊马其顿的“斯拉夫”区感兴趣有关。但希腊是在西方势力的兴趣范围内，丘吉尔以及后来的杜鲁门都曾对此明确表态过。斯大林不想在希腊问题上和西方挑起争执，希腊对他来说只是次要问题。希腊共产党天真地以为他们的起义会得到苏联的帮助，甚至有可能让苏联军队介入其中，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相反，斯大林认为他们是一批毫无纪律的冒险家，在寻求一场失败的革命，有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干涉。

此外，1948年2月，共产党在布拉格策动了一场政变，利用非共产党部长们（就共产党渗透进入警察机构这一虽小却很重要的事件）的草率辞职，获得了国家大权。布拉格政变意义深远，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国家里，并且这个国家看起来曾经和苏联又是那么友好。这引起了西方联盟的震惊，他们由此判断共产主义正在西进。但这一事件却很有可能救了芬兰人：由于捷克政变给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惹了麻烦，斯大林被迫在1949年4月和赫尔辛基妥协，签订了《友好条约》（最初是想以东欧方式解决芬兰问题，先分裂其社会民主党，再迫使他们和共产党合并成立“芬兰人民防卫同盟”，最后再让后者执政）

而，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始终处于毫不起眼的少数派地位。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波兰农业党在1945年12月统计的党员人数为60万，是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工人党（1948年12月波兰联合工人党、吸收社会党人后组建的）积极分子的10倍。但是米科拉伊奇克曾是战时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最终被他的政党既反纳粹又反苏联这一典型的波兰人的固执态度而葬送了前程。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波兰取得的胜利多少有些漠然，后来发生的事件都能揭示这一点。但他对波兰政策的总体思路十分关注，尤其是波兰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随着德国的退出，波兰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至少在欧洲问题上是如此。相应地，农民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被推向了边缘[...]

共产党在1947年及以后的大选中确实成绩斐然。因此很典型的是，在后来的政府构成中，共产党，或者说新组成的“工人”或“联合”党显然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还有合作伙伴的话，也被降到了徒有虚名或架空的位置上。在这一从统一阵线到共产党独揽大权的转变过程中，苏联的策略在1948和1949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加强国家控制和集体化，摧毁中产阶级，清洗并惩罚真正的和假想的对手。

共产党在1945年和1946年宣传的目标是“完成”未完成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那些严重缺失财产、平等和民主的地方，重新分配财产、保障平等并加强民主权利。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可实现的目标，吸引了该地区以及西欧国家的许多人，他们愿意从善意的一面去考虑斯大林及其意图。然而，发生在民主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系列的地方和国家选举，一下子就降低了共产党本身的魅力。非常明显（以匈牙利为例，在1945年11月布达佩斯市的选举中），无论他们如何积极成功地置身当地影响势力中，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能够通过投票箱来获得公众势力。除却军事占领和经济庇护方面的优势外，共产党候选人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旧自由党、社会民[...]

欧洲分裂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引起了不断的学术争论，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可能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地方代表们肯定早已确定了他们的长远目标。联合政府是使那些在历史上处于劣势的各国共产党走上通向权力的途径；它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正如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沃尔特·乌布利希对他的追随者们私下解释的一样，当他们对党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时，他说：“再明白不过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住每一件事。”

红军若是想抵达北海，他们所需配备的只是靴子而已。

——丹尼斯·赫利

人们需要合作，他们应当为公共的善而一起努力，任何人都不应当被排除在外。

种族单一，很小的、受过教育的人口，每个人都可以从别人身上认出与自己的共同点。所有这些极少受到外来威胁的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都有幸在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加入到北约组织的大伞之下，将他们的预算用于国内发展，没有受到欧洲其他地区移民的困扰，更远地区的移民就更不成问题。

过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它只是不同而已。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讲怀旧的故事，我们就永远不能深入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盲目地相信我们的世界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好了，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过去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国度：我们不可能回去。但是，比把过去理想化，或者把它当作恐怖屋呈现在我们自己和孩子面前更糟糕的是：忘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