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遍福音的整个“后共产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就是同市场相关。市场意味着私有化。在1989年后的东欧，出售公有商品就像火灾受损物品大拍卖一样史无前例。西欧对私有化的顶礼膜拜从70年代末（参见本书卷三第3章）加快速度以来，为东欧从国有制狼狈撤退提供了一个模板；但除此之外两者几无相似之处。与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和西欧在4个世纪中的崛起相伴随的，是法律、制度、规章和实践——这些是它赖以生存，保持合法性的奠基石。在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法律和制度鲜为人知——而且自由市场的新信徒们低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结果造成了私有化下的盗贼当道，贪污腐化。最寡廉鲜耻的是叶利钦和他的朋友们当政[...]

为什么到了1989年底，事情就落到了如此地步？在别的地方，共产主义的出路是“民主”：从俄罗斯到捷克共和国的政党官员和官僚，在几个月内就把自己从原先唯唯诺诺的人转变成圆滑的多元政党政治的实践者。生存取决于调整个人的忠诚外表，使传统政党同自由政治的文化一致起来。不管这种转变在许多个人身上多么难办，但是它的确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别无选择。在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若再打出“阶级”这张牌便不会再有权威性，内部也没有几个民族可以成为猎物：根据一套新的公众分类——“私有化”或“公民社会”或“民主化”（或者囊括了这三者的“欧洲”概念）占据了政治新地形的主要部分。

但是南斯拉夫不一样。正因为它的多种族人口如[...]

一部分答案在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意中成功地使苏维埃国家所依靠的行政机构和国家机器丧失了元气。一旦共产党失去了控制权，一旦军队和国家安全局明显地不愿意被利用来冷酷地粉碎反对派和惩罚不同政见者——这种情况到1991年才显露——于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庞大帝国就自然地产生了离心倾向。直到这时事情才变得明显——70年来积极宣扬的主张到最后走向了反面——实际上不存在共产主义：存在的只是一个衰退的国家和焦虑的公民。

苏联的消失在现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空前事件。这里既没有发生外国的侵略，没有血淋淋的革命，也不存在自然灾害。一个工业大国——军事超级大国——就这样垮台了：它的权威消失了，它的机构都蒸发了。苏联的解体并未完全免除了暴力，我们在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区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发生了更多的战事。但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在离开舞台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抗议。更准确地说，苏联的解体是帝国不流血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出人意料地显得很容易。

那么，为什么它会全然没有痛苦？为什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和外国侵略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经过丝毫的挣扎就消失了？一种答案当然就是它从来就没[...]

只要苏联权力的总体结构保持稳固，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领导人就会把自己的“改革”局限于对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的模仿上。但波罗的海的惨败让这些人敏锐地感觉到，自由化让苏联即将走向末日。无论如何，他们全都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某些圈子里已经是众矢之的。因此，尽管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政治新动向反映了真正和广泛的民族复兴，但其他共和国的“主权”要求的动机要复杂得多，混合了民族情感和各种自保意图。这中间还包含了与日俱增的恐惧感：如果稳定和权力从顶部开始崩塌，或者出现戈尔巴乔夫的敌人掌握政权这样更坏的结果，那么最好还是把必要的权力抓在地方的手中。此外，苏联的管理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中央崩溃了，大量[...]

情况恰恰相反。乌克兰作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它在很长一段历史上被当作内部的殖民地：它的自然资源被大量开发，它的人民遭受到严密的监控（在20世纪30年代，对它的迫害几乎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乌克兰生产的产品，尤其是食品和有色金属，赔上很大的补贴价后运到苏联的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了最后一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波兰东部的加利西亚和西部的沃里尼亚的兼并，使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面积大大地扩展了。众所周知，当地的波兰人被迫离开家园西迁，与乌克兰人进行人口交换。

这些人口的互换（包括战时大部分犹太人的灭绝）使得该地区人口标准与苏联的标准相符合。因此，虽然到1990年时，俄罗斯的100多个少数民族中[...]

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条款后，莫斯科同意了民主德国的解体。在讨好华盛顿方面，演技低劣的苏联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其愤愤的民主德国伙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但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之意。苏联明白：同友好而蓬勃发展的新德国建立良好的战略关系，和与他为敌相比更有利可图。而且从苏联方面看来，统一的德国会更紧密地投入西方的怀抱并受到控制。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没有多少人喜欢民主德国，但它的消失还是让一些人心生遗憾。除了君特·格拉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这样的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为重新统一的“大”德国的灵魂感到担忧外，那些民主德国人也意识到，他们已丧失家园，“德国”已经消失了。由此他们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两代德国人生长在民主德[...]

月23日，在与波恩签署协议前，民主德国人投票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一个星期后，统一的条约签订了。据此条约，民主德国加入了联邦德国。这与3月份投票的结果一致，并依照了1949年基本法的第23款。10月3日条约正式生效：这意味着民主德国同意加入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解体。

德国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90年的再次统一，也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国的支持和努力。民主德国一直依附于苏联，直到1989年，36万苏联士兵仍然驻扎在那里。其实联邦德国独立后，由于驻军问题，他们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主。柏林的命运一直受制于占领过它的国家——英、法、美和苏联。

英、法两国并没有特意关注德国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来[...]

在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中，掌握权力的是洛塔尔·德·梅齐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联盟。他们推出的第一个法案是把他们的国家推向统一。1990年5月18日，两德之间签订了在“货币、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联合”。其中的关键条款——有关民主德国货币兑换德国马克的部分——于7月1日生效。现在民主德国人可以按1∶1的比例，把他们手中贬值的民主德国货币兑换成德国马克了——每人最多可兑换4万马克。留在民主德国工作的人可以得到用德国马克支付的薪水，这就给民主德国的就业和联邦德国的预算都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实验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

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对1989年事件直接负责——这不是他规划的，他只不过朦朦胧胧地领悟了它的长远意义。但是，他却是这一切发生和加速的原因。这是一场戈尔巴乔夫的革命。

1989年7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与会人员说，苏联不会阻挡东欧的改革之路：那“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1989年7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一次东方集团领导人会议上，这位苏联领导人保证，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不受外来干涉。5个月之后，在离马耳他海岸不远处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战舰特等舱中，他向布什总统保证说，不会使用武力来帮助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维持政权。这种立场是毫不含糊的。正如1988年米奇尼克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是“自己外交政策成功的囚徒”。一旦一位帝国元首如此这般公开表示不会、也不能牢牢抓住外围殖民国家，而且还因此受到了天下人的赞[...]

传媒的作用是一个新的因素。尤其是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德国人，他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自己的革命。对布拉格民众来说，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重播11月17日的事件，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即时政治教育，向千家万户传送着这样两条信息：“他们已无能为力”和“我们做到了”。于是，对新闻的控制和垄断这一共产主义的致命财产，就这样丧失了。对于孤独的恐惧——那种无法知道别人是否跟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这样永远地烟消云散了。甚至在罗马尼亚，占领国家电视台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将齐奥塞斯库的可怕命运拍摄下来向全国观众播放，决不会是没有效果的。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新鲜。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电台和邮局都是首先要夺[...]

但由于保加利亚经济接二连三地失败，而且因为莫斯科局势的日渐明朗化造成的共产党领导的日益不稳定性，迫使日夫科夫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来寻找其合法性：民族主义。保加利亚境内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土耳其人（在900多万的总人口中占到了约90万）于是就成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因为土耳其人民族特色鲜明，信奉不同的宗教，而且不幸的是，他们是记忆犹新的、遭人痛恨的奥斯曼统治的后人和象征。于是，在邻国南斯拉夫发生过的一幕，现在又在保加利亚重演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党的独裁政府，将民族偏见的怒火发泄到了无助的国内牺牲品身上。

1984年，官方宣布，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其实根本不是土耳其人，而是被迫改变信仰的保加利亚人，现在应[...]

此时此际，权力的天平已经飞快地远离了现政权。一开始，军队似乎是支持这位独裁者的，他们占领首都的街道，并向试图夺取国家电视台的示威者开枪。但从12月22日起，在夺取了电视大楼的“全国解放阵线”的指挥下，军队掉转枪口，与装备精良的秘密警察对峙。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获、逮捕并草草审判。在被判定犯有“危害国家罪”后，二人于1989年圣诞节被匆匆处决。

“全国解放阵线”改组为临时执政委员会，将国家更名为简单的“罗马尼亚”，并指定自己的领导人伊昂·伊利埃斯库为总统。伊利埃斯库像阵线内的其他同事一样，也曾是共产党员，几年前与齐奥塞斯库决裂。他曾于学生时代与戈尔巴乔夫认识，因此勉强算得上是一名“改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