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罗马帝国没有这样的大手笔。霍诺留在哥特人起初出现的时候就已经逃离，随着罗马的衰朽日益暴露，他下令将首都迁到了防御措施更安全的拉韦纳。但即使是在一座全新的城市里，西罗马的皇帝依然无力阻止帝国的日益衰朽，只能眼睁睁看着众多行省逐渐陷落。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在高卢泛滥成灾，西班牙也很快陷入了叛乱的旋涡，撒克逊入侵者涌入了不列颠尼亚。不列颠人感到忧虑不安，因此写信给霍诺留请求支援，但他们收到了清楚的答复，也就是西罗马的主权已经不复存在。皇帝做出的答复是“请你们自求多福”。但他确实束手无策，帝国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撤退，不列颠地区陷入了与撒克逊人的漫长而无望的战争。罗马仍然拥有着来自北非的财富，但到42[...]

目睹这座仿佛高洁不可侵犯的城市落入蛮族手中，帝国拥有神圣秩序、不受侵犯的观念在西方受到了巨大的动摇。这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第一次巨大的世界观碰撞。东罗马人安全地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他们逐渐从创伤中恢复，重新拾起了对神圣统一的帝国的信仰。然而在西罗马，这样的信仰已经不复存在。罗马事实上只不过是凡人的创造，没有任何政府或者国家号称自己是人间天堂，真的注定能受神庇佑。基督徒与其说是某个城市的居民，不如说是朝圣者，在世间四处游历，这个世界并不是他们的家园，任何帝国，不论是罗马还是君士坦丁堡，都只是昙花一现罢了。这样的信仰分歧起初看起来并不惹人注目，但很快就发展为巨大的文化分歧，相比蛮族的军队，这样的分歧将帝[...]

元老院成员并没有多少时间为他们充满恶意的胜利沾沾自喜。因为西罗马失去了它的守护者，意大利彻底暴露在了哥特铁蹄之下。阿拉里克几个月之内就翻过阿尔卑斯山，扬扬得意地率领大军来到了帝国古都的城门之下。罗马的居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曾经坚信这座城市的赫赫威名能够掌控整个世界。罗马居民对哥特人充满不屑，他们承诺哪怕有一个蛮族人进入他们的大门，所有罗马人都会血战到底。阿拉里克则嘲笑他们夸下的海口，喃喃低语道：“干草越厚，就越容易收割。”他下令大军攻城，在公元410年8月，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八百年来的第一次，侵略军冲进了罗马城。

眼睁睁看着哥特人冲上了七座山丘，元老院此时悔之晚矣。

斯提里科提出用钱收买西哥特王阿拉里克，而不是与他直接对战，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已经竭尽全力去维护西方的统一达数年之久，但他的军队已经精疲力竭，并且入不敷出，已经无力继续四处征战。因为军队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再战，用钱来解决西哥特的问题无疑是此时的上上策，但对于那些在罗马高枕无忧的元老院成员而言，这无疑是自取其辱。在这样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自然就会有人向弱不禁风的皇帝霍诺留告发斯提里科，说他已经背叛了罗马帝国光辉的历史传统，选择低声下气地向敌人求和，应该被处以死刑。卫兵很快逮捕了斯提里科，将这位不知所措的将军从教堂礼拜中拉了出来，在他手下军队的视线之外将他处死了。

公元382年，在经过漫长艰苦的抵抗之后，狄奥多西迫使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狄奥多西践行了之前的承诺，允许哥特人在罗马帝国定居，代价是派2万人到罗马帝国从军。这无疑是继续承担风险的策略——让一个拥有主权的民族定居在帝国的边境内，但狄奥多西避免了东罗马帝国的覆灭，同时一口气解决了人力需求的问题，这就足够值得庆祝了。

但在“叛教者”尤利安去世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从东方崛起了一股全新的、惊人的力量，匈人部族是如此野蛮凶悍，让惊慌的日耳曼人忽视了罗马帝国边境衰弱的守卫军队，像洪水一般席卷而来。然而这一次，他们是以定居者而非入侵者的身份前进，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土地，而非黄金。新流入的人口并不受欢迎，并且立刻激起了罗马世界内部的认知危机，将本已摇摇欲坠的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这种压力为罗马人的身份重新下了定义，也导致古典世界走向灭亡。

然而，古代世界规模巨大的异教典籍却并未随之消失。这些文化在罗马世界十分根深蒂固，滋养了那些智慧的思想，也绝不会彻底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未来属于基督教世界，但没有人认为罗马能够轻而易举地完全抛弃古代世界的过去。与他们的西方邻人不同，早期的拜占庭教会神父意识到了异教哲学的益处，他们认为这些哲学包含着极有价值的观点，他们通过谨慎地阅读，对这些典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历史的长河中，拜占庭的所有学院，从君士坦丁堡到著名的雅典学院，都保留及研究着这些古代文献，甚至圣父学院还教授包括古代世界文学、哲学和科学典籍在内的课程。这一切与西罗马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罗马由于蛮族入侵对文明造成了严重破坏，与古代[...]

古老的宗教已经解体，组织混乱，是文化精英阶级才欢迎的“文物”。它无法与基督教启迪大众心灵和思想的意义相提并论，旧宗教复杂的神明体系和繁文缛节对于团结虔信教众而言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在活着的时候，尤利安未能改变这一切——这个他青年时代深爱的旧世界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怀着无望的浪漫主义和令人叹息的固执，这位皇帝耗尽了毕生的能量和想象力，试图恢复一种已经奄奄一息的宗教，甚至以帝国未来一千年的统治权作为代价，确实是不甚明智的。

异教信仰已经是强弩之末，从前的信众多半已经忘记了它，只留下十分模糊的印象，国家采取措施也无法促进异教的回归。尤利安失去了耐心，他决定亲自施压，宣布在公共机构任职的时候，异教信仰比基督教更加具有优势。当这一措施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他最终选择了用暴力措施对基督徒进行镇压。在数名主教被私刑处死之后，皇帝逐步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手段，禁止在帝国的学校里学习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兄弟全部去世后，他统一了罗马帝国，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但他发现帝国树敌众多，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抵抗。在他巩固权力的时候，家族就成了威胁，只有两个办法——尽快将他们斩草除根，或让他们保持中立。但既然他已经登上了皇位，繁重的国家事务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看上去此时此刻血统才是最佳的证明忠诚的方式。蛮族已经越过高卢地区，必须有人去阻止他们的脚步，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因为要对付波斯而分身乏术。在他的家族内部寻找合适人选去完成任务显得十分尴尬，因为他已经将家族中任何可能的威胁都诛杀殆尽，但此时此刻还有一位合适的人选。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希望尤利安能够不计前嫌，因此召唤他的堂弟来到米兰。

除了个人性格上的瑕疵，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对历史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君士坦丁让一个乱象丛生的帝国和一种四分五裂的宗教重新恢复秩序，让它们得到良好的发展。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有限，导致基督教内部派别分裂日益严重，但他对这种信仰的接纳引发了一场文明的地震，最终导致社会发生了彻底而持久的改变。在西部，他打下了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根基，让农民的劳作成为世袭制度，而在东方，他宣称信仰的宗教成了帝国之间的纽带，此后的一千年依然如此。他建立的这座城市适时地发展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壁垒，为当时尚未发展的欧洲无数次阻挡住了入侵者的进攻。

帝国的新罗马城在330年5月11日正式宣告落成，虽然君士坦丁亲自将它命名为新罗马，但这座城市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依然是为纪念君士坦丁而定下的“君士坦丁堡”。

经过君士坦丁监督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并不仅仅是一部信仰宣言。对于基督徒而言，尼西亚信经成了基督教经典，规定了真正教会（东正教）和普世教会（天主教）的正统信仰。时至今日，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仍然在吟诵《尼西亚信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团结统一。在拜占庭帝国幸存发展的东方，尼西亚大公会议规定了世俗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主教有权决定教会内部事务，皇帝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

11年来，双方勉强维持着和平，但李锡尼对君士坦丁的扩张欲望感到恐惧，而他的妄想症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他指责自己领土内的基督徒充当了君士坦丁的内应，并且试图镇压基督教，处死主教，焚烧教堂，戴克里先的宗教迫害重新开始了。

这位愚蠢的东罗马皇帝此举正给了他的大敌可乘之机。君士坦丁长久以来都在盼望着这样一个良机，他马上发动了突袭。大军直捣东罗马帝国内部，他逼迫李锡尼的大军退至赫勒斯滂海峡地区，将陷入混乱的李锡尼的海军彻底击溃。在几周的各自备战之后，双方于324年9月18日开战，地点在希腊殖民地拜占庭城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面，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荫庇之下，君士坦丁取得了一场完美的全面胜利。

在五十二岁这一年[...]

君士坦丁一方高擎着十字架和利剑，这场战争胜利的意义事实上远远大于简单地击败一个大敌——他将教会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对教会和国家双方而言，这不啻一柄双刃剑。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奇怪的是，尽管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君士坦丁却从未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自始至终，他并未真正理解这个他所接纳的宗教，最开始他似乎只是承认了耶稣基督在罗马众神的万神殿之中占据一席之地罢了。无敌太阳神和战神玛尔斯的形象继续镌刻在罗马帝国流通的钱币上达数年之久，君士坦丁也从未放弃他的古罗马宗教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即古老异教的最高祭司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