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

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中国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国人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慢慢地、勉强地试图首先在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在政治领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另一方面，中国人却认为，这些条约承认的特权太多，因此经常不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此外，当时欧洲商人和许多声名狼藉的冒险家成群结队地来到通商口岸，这在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1841年，广东地区张贴了一张布告，以强有力的措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在向“难以对付的野蛮的狗和羊”提出抗议之后，布告反问道：“尽管你们已侵入我们的内河……，但你们有什么本领？……除你们的船是坚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强大的以外，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本领吗？”然后，布告威胁外国人说，假如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结果将是最为可怕的。“如果我们不彻底消灭你们这些猪、狗的话，我们就不是顶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杀了你们，砍掉[...]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 -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社会。

中国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但比较地说来，中东、印度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化。工具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和社会准则的现代化。武器和工厂需要学校和科学。正如一种从西方借来的东西继续不可抗拒地使另一种从西方借来的东西成为必需一样。军事和经济的变化引起思想的变化，也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一个新的从事商业和工业的阶级出现了，它向传统的社会和统治集团挑战，最厉还向西方的支配地位挑战。这就解释了俄国反对沙皇权力、印度反对英国控制、中国反对满族统治的思想骚动和种种革命运动。

时间的选择由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位置，它解释了——比如说——为什么俄国在中国或日本以前很久就感觉到欧洲的推动力。第二个因素是当地居民、特别是当地统治阶级对西方所必须提供的东西的态度。例如，彼得大帝的强烈的西方思想保证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能较早地渗入俄国，而中国和日本的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则有助于它们在19世纪后半世纪以前一直将西方的影响排斥在国门之外。第三个因素是当地社会的力量和团结。凡是衰弱和不团结的地方，西方的渗透和控制就来得早，如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凡是有力量和团结的地方，就长久地避免与西方亲近，如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工人们已转向各种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因而，一个接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被挤在右翼的保守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不仅欧洲是这样，而且连从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殖民地，绝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人或者为民族主义所吸引——这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反应，或者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这是对贫穷、落后以及缺乏地方资本和本土中产阶级这一现状的一种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这一觉醒的详细情况将在以后章节中考察。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20 世纪以前，殖民地诸民族一直保持着西欧人在18世纪以前所具有的宗教和地区方面的忠诚。只是20世纪时，他们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易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连续地出现在中东、南亚、远东和非洲。这种传播中的思想意识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中，有50多个国家赢得独立。正[...]

这三个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体、宗教聚集体以及相冲突的地方性忠诚的社会易遭受欧洲扩张主义侵害的一个最主要的例子。

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约束，转而反对起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成功。在这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它们互相依赖，连续地一者对另一者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