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所谓“蛇吞食蛙”这个意象，有两重文化内涵。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讲，它意味着父系制取代了母系制；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讲，则意味着性欲取代了生殖。

不过，崇拜女性生殖器，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有效性，显然要打折扣。神秘的生殖力，应该是来自大自然，表现于大自然的。于是，人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些生殖能力特别强的自然物，比方说，鱼。

因此，它准确的名称，不是“性崇拜”，而应该是“生殖崇拜”。

至于正规的教育，更是没有性这一课。中国的传统历史重视教育，要求我们的下一代，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是，无论古代的教育，还是现代的教育，其所传授的文化知识，都不包括性。似乎性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或者竟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事情。结果，关于性的知识，只能靠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子女婚前语焉不详地私相授受，当然仍有不少人不得要领，以至闹出许多笑话来。

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

显然，这就不仅是“贞”而且是“烈”了。烈也者，为义而死之谓也。杜十娘为之献身的义，不是统治阶级宣扬的“贞妇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伪善的“礼义”，而是她自己心中至真至诚的“情义”，因此才感天动地。杜十娘投江后，围观群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李甲后来也郁成狂疾，终身不痊，遭到老天报应，真可谓天怒人怨了。

美、淫、毒，可以说是上述“淫妇”的共同特征。这就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证明一个“道理”：“有美色者必有淫心，有淫心者必有歹意。”用《水浒传》的话说，就是“淫毒皆从一套来”

。母夜叉、母老虎、骂街泼妇，大约就是所谓“女强人”的几种类型。因此我认为，当代舆论界把那些有能力、有气魄、有主见、有作为、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称之为“女强人”，实在是甚为不妥的。

“男曰儿，女曰婴”，杀婴和弃婴当然是杀死或遗弃初生的女儿。这种恶俗，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就曾说当时的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但直到现在，某些地区也仍有这类惨无人道的事发生。

圣母命苦，贵妃命薄。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在刘邦死后便被吕后砍去手脚，扔在厕所里，求死不得，求生也难。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杨贵妃，竟在宠爱她的唐明皇面前被活活绞死，而那位万岁爷唯有掩面垂泪而已。“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和多情小姐搭救落难公子，或与西方骑士拔剑保护美人，形成的是何等鲜明的对比！一个大男人，还是什么“至尊天子”，却保护不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弱女子，真不知中国的男子，还有什么脸面来说嘴！

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似乎互不相容的现象：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人被置于男人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另方面则是“母爱泛化”、“阴盛阳衰”，男人要由女人来保护和娇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英雄救美女，中国的小姐救公子；西方的美女爱英雄，中国的男孩恋母亲。所以西方人喜欢为孩子找“教父”，中国人则喜欢给孩子认“干妈”。结果呢？结果自然是一部分男人越来越柔弱化，甚至女性化，同时相当一部分女人则用母性代替了妻性，甚至只有母性，没有妻性。母性当然也是女人性。但如果单单只有母性，就不能算是完全的女性。

《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都以既全然不同于旧江湖武侠，又全然不同于旧才子佳人的崭新面目出现。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