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想过武则天会当皇帝，包括她自己。这不仅因为她既非皇族又是女人，更因为她接手的大唐江山其实本是李世民的。太宗皇帝是那样励精图治和深得人心，如果不是出了差错，他的政权怎么会被颠覆，又有谁能够颠覆？

差错出在接班人。

接班人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而且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都是长孙皇后嫡出。皇后为人贤德，威望极高，太宗皇帝对她也十分敬重。因此于情于理于法，储君都非嫡长子李承乾莫属。时年八岁的承乾在李世民即位后两个月就被立为太子，便是证明。

其实，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十分可疑，因为太宗皇帝很快就反悔了，打算改立吴王李恪，结果又理所当然地被长孙无忌阻止。可以说，此刻的太子，后来的高宗，其实是被元老派推上台的。他们能够这样，一方面固然因为唐太宗强调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另方面也因为贞观后期权力转移：褚遂良掌握了动议权，长孙无忌则掌握了决策权。⑨

太宗皇帝的心软和退让，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也许，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到了晚年也英雄气短。他只想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长孙无忌等人则只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没想到会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唐王朝差一点就丢了江山，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则丢了性命。

天上掉下的馅饼却既是李治的，也是武则天的。因为女人虽然不能当[...]

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

他要造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投降曹魏。如果他要投降曹魏的话，他应该就近投降，因为他在前线啊，对不对。诸葛亮的命令说魏延断后，魏延就可以说，好，我断后，你们走吧，走吧走吧，我断后，然后我投降，那不是方便吗。你现在居然，他为什么要往南走呢？而且他被王平截拦以后，他还可以只身投奔曹魏啊，虽然他没有人马了他也是一员战将，他为什么继续往南跑呢？这不合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的口号第一次被提了出来。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拨乱反正”。不足之处，在于错把“平等”理解为“一样”。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不平等”既然起因于“不一样”，那么，如果“一样”，岂不就“平等”了？但可惜，男人和女人天生就不一样。想“一样”，也“一样”不了。如果一定要“一样”，那么，其结果不是把女人变成男人，就是把男人变成了女人。更糟糕的结果还可能是：女人因变不成男人而怨恨男人，男人则因不得不变成女人而怨恨女人。

这里很用得上审美心理学的两个原理：“移情”和“心理距离”。移情说认为，只有当主体把自己的情感移入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到自己与对象融为一体时，对象才会被看作是美的。心理距离说则认为，只有当主体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时，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才有可能成立。这两种原理看似矛盾，其实统一。要之，有距离是移情的前提，移情则是有距离的结果。主体与对象之间只有先设定距离，所谓“移情”才有可能发生。

礼教的设计者恰恰忘了一条“祖训”，即“湮不如导”。春情的萌动就像洪水一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进行科学的疏导。把少男少女们像隔离犯人一样硬隔开来，其结果，恐怕不是“眼不见，心不烦”，而是“眼不见，心更烦”。

这种被标榜为“门风谨严”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其实是十分不人道和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它甚至只能造成一种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那就是贾府那位老祖宗说的：“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前已说过，这种事情，在贾老太太看来，是既不像话，又不可能。像不像话我们姑且不论，可不可能却值得商榷。事实上，只要是正常发育的少女，一到青春期，便会春情萌动，很自然地产生与异性交往的愿望。这时，情窦初开的少女，极易为“吉士”所“诱之”。中国封建礼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要“设男女之大防”，尤其是要把少女们，深藏于闺中，以为只要这样一来，她们便“眼[...]

中国古代社会极其讲究女人的“贞操”，强调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妻妾必须要从一而终，寡妇再嫁都要视为失节，然而却又允许甚至要求一部分女子不守“贞节”，去充当“人尽可夫”的妓女，而且越淫荡、越放浪越好；中国古代社会也极其讲究男人的“守志”，强调一个有志气、有作为、有理想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不好色、不淫乱，不能玩物丧志，然而男子狎妓，却又被视为风流韵事，不俗而雅，可以写进诗词广为传唱，载入史册千古留名，连至尊天子有时也要去凑凑热闹，体验一下生活。这就实在让人弄不清楚，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宣扬什么，禁止什么。

其实，反过来想想，又会觉得这很好理解，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世界从来就充满着矛[...]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妓女是被当做性工具来使用的。倚门卖笑，送往迎来，逢场作戏，骂俏打情，是她们的“职业”和“工作”。这种罪恶生涯和虚情假意无疑会使她们心灵枯竭、感情麻痹，极大地丧失爱的能力。但是，妓女也是人，她们也有爱的权力和愿望。而且，作为风月场中人，她们比名门闺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更懂得友谊的分量、爱情的价值。所以，那些成熟、老练的妓女，便不肯将芳心轻许他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首敦煌曲子，其实道出了不少妓女的心声：她们不是不需要爱，而是深深懂得，像她们这样以色事人、出卖肉体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恩[...]

这正是青楼不同于社会之处。在青楼之外，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一进妓院，管你诸侯将相、公子王孙，抑或落第文人、发迹商贾，大家都一样，都只有一个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论尊卑，不守礼仪，不拘行迹，纷纷解囊共买一笑，岂不是“大家一样，人人平等”？

实际上，妓院对于它的“客户”，从来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样“来的都是客”，一样“全凭钱一囊”，一样“相逢开口笑”，一样“过后不思量”，当然也一样软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后一样“人一走，茶就凉”。“一样”并不等于“平等”，但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一样”总比“不一样”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青楼便成了封建等级社会的“心理制衡器”。

一个人如果能不把那些世俗的“功名”放在眼里，他也就能不为其所束缚，并因此而自由起来。所谓“卑贱者最聪明”，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位贱一身轻”。

女性就更是如此。因为一方面，她们首先被整体上规定为男性的附属品；另方面，她们自身等级的相对性和浮动性又特别大。一个女人，如果攀上了“高枝”，为位高权重者所宠爱，其所产生的连锁效应，真可谓“鸡犬升天”，父母家人，一并受益。正所谓“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当然也就“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在这种名分的剧变中，受益方所付出的，只不过一个小女子的身体罢了。投入不多，红利却极为可观，简直就是“一本万利”。那么又有几个女人，不做这种一夜暴富的美梦；有几个家庭，不想有朝一日，也能“可怜光彩生门户”呢？你看那金鸳鸯的嫂子，一听说贾赦要纳鸳鸯为妾，不是高兴的狗颠屁股式的跑来游说，一个劲大[...]

但是，“名分”又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所谓名分，无非尊卑贵贱之别。这“尊卑贵贱”四个字，既是诱惑，又是威胁。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尊贵的地位，那就有资格被尊重、被敬畏，别人就不敢小看他和欺侮他，他反倒可以对别人颐指气使、趾高气扬，这无疑是有诱惑力的。相反，一个人如果处于卑贱的地位，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践踏、污辱，别人就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自己也只有“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这无疑又是很可怕的。所以，只要有可能，人们便都会争取一个好的名分，也就是所谓“攀高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