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李势妹妹的故事告诉我们，魏晋是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然而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晋废帝时，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人们才眼前一亮。因为他气宇之轩昂，竟有如朝霞升起。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

那么，魏晋的精神是什么？

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

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