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

他的哭，也如此。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从而赢得了永远的尊崇和敬重。

显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这也是王导和谢安执政时，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谢安是懂政治的，也是很会做人的。有一次，谢家人聚会，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

谁都看得出，谢道韫的回答远胜于谢朗，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并不加以点评。这就既表示了对侄女道韫的由衷赞赏，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这当然是雅量非凡，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狂奔进屋，结果连鞋跟都折断了。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雅量并非谢安的本色。小时候，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咄咄逼人”。可见谢安骨子里其实跋扈，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后天的修养或修为。

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的天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像当年的王导一样，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这样看，王导和谢安，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实际上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可爱的。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