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

那么，哪些是不能有丝毫冒犯的？

主权在民，共和政体。

年方十八的屋大维是在恺撒被刺一个月后匆匆赶回罗马的。其实就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恺撒会把他收为养子，并让他继承姓氏。屋大维被这种信任深深感动了。他决心继承恺撒的遗志，完成养父未竟的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可以说，这才是屋大维一生最大的功绩，建立帝制倒是其次，甚至只是手段。只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先得大权在握，起码得站稳脚跟。

布鲁图牺牲了，瓦莱里乌斯也已去世，共和政体却在罗马站住了脚跟，四百多年间无人敢动称王的念头。

罗马人，选定了自己的路。

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现代国家反复强调的政治理念，罗马人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明白。

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让亚历山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在科林斯，他对前来表示归顺的贵族们不屑一顾，却亲自去拜见戴奥真尼斯；而这位犬儒派的哲学家则一丝不挂地躺着享受日光浴，并不理睬皇帝陛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亚历山大恭敬地问。

当然可以。戴奥真尼斯回答：你可以靠边站一点，年轻人！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随从们都低声笑了。

亚历山大却当真让出了地方。他严肃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将成为戴奥真尼斯。

项羽就不会这样，刘邦也不会。

事实上，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独立、自由、平等，是希腊人的价值观。

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②

那么，什么叫“伦理治国”？

从此，漠南无匈奴，帝国有内朝。

这时，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实际执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年龄三十七岁。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

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四十八岁降滇王，四十九岁降朝鲜，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

汉武的步伐，何其坚定！

步伐坚定，是因为目标明确，那就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

武帝也不负天恩。在他治下，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疆域和势力范围，东邻韩国，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称超级大帝国。

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司马迁。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也并不喜欢他的《史记》。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⑤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⑥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就关系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此刻能做的，是先来看看秦皇汉武们，如何缔造出中华史上的“第一帝国”。

就是平等。这非常了不起。可惜庄子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他对自由的理解，则有问题。事实上，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以天然为平等，以率性为自由，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

墨子和韩非更糟糕，从平等走向了专制。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了。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