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自己，但真的很难。你无法想象这一切如何把你压垮，但那是我自找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自己努力让一切“维持原状”，但自从他去了斯德哥尔摩之后，没有人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他说“名气”就像一盏“永远不熄灭的灯”，人们只说你想听的话；得了诺贝尔奖后就得自持庄重，你再也无法叫别人“滚远一点儿”；你必须随时维持自己的幽默与才智。就算只是在派对上和老朋友聊天，其他人也会停下来听你说话。讽刺的是，“周遭围着越多人，你就感觉自己越渺小”。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一的问题，也表示希望能赶快动笔写他以此为主题的新小说——他真希望自己是隔年才得奖，让他得以先完成这本书。

在此之前，写作是一种使命、冲动、抱负，有时候是折磨；如今，他开始真正地乐在其中。

从前在爱情的文学表达上，似乎总是带有暴力和悲剧的意味。

如果身为作家我能做到这一点，让别人因为我的书而更加相爱，我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意义。

他解释自己年轻时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很单纯地为了找人做伴、逃避孤独。

我对妓女有很美好的回忆，我写她们的故事是因为念旧…… 妓院很花钱，所以是老男人才去的地方。性的启迪其实是从家里的仆人开始，然后是表姐妹，然后姑婆姨妈。但我年轻时妓女总是对我很好……那些妓女——包括那些没有和我上床的——我和她们总是有很好的交情。我可以和她们一起睡觉，因为一个人睡觉很可怕，或者我也可以不要。我总是开玩笑地说自己结婚是为了可以不用孤单地一个人吃饭。当然，梅塞德斯说我是混蛋。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之一，不仅是一般大众，就连评论者一旦读过也无法忘怀。然而，这也许是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悲观的一部。很显然地，这样的转变必定与1974年至1980年期间，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这段时期结束时哥伦比亚的情况有关。

回顾起来，他的读者或许认为他比较显著的特质是权力、孤独、缺乏爱；不过，他们即将改观。

整体而言，他后期的作品似以更存疑的态度质疑何者受到人为介入，并展现许多事并不是事在人为。矛盾的是，他早期的作品较为悲观，却出自含蓄乐观的社会主义观点，目的是改变人心与观念；他的后期作品较为活泼，却来自几近绝望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