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不应该经常谈论什么民族文化,免得侵略者听到之后,将它变为一个口头禅,从而将它毁掉。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种特别的“英国”或“法国”的文化。然而当希特勒大谈其“德国文化”、板垣大谈其“亚洲文化”之时,人们即须提高警惕。一个德国人一听到德国文化,马上就会伸手拔枪;而当一个日本人提起亚洲文化,妇女们就会吓得发抖并尖叫起来。
由武力赢得的尊重,会引起外部世界的一片喧嚣。它助长了1914年德国和1937年日本那样的傲慢态度,从内部腐蚀了国人的心灵,也必然会迫使这个民族去为一个未知的目标作出可怕的牺牲。迄今所知,无论是1914年的德国人,还是1937年的日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号召起来去为什么而战斗、而牺牲。不少国家仅仅是为一个大写的“胜利”而战,而毁掉自己。战争疯子的狂热创造了一个7个字母的幻想,并使人们相信,这种幻想是值得为之卖命的。
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我们在遭受外界侵略时只有保存自身,才谈得上保存自己的旧文化。
我们生活在民族生活的秋天,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为新秋精神所渗透:绿色错落着金色、悲哀搅和着欢乐、希望混杂着回忆。这时,春天的单纯已成记忆,夏日的繁茂已为微弱回荡着的歌吟。我们看待人生,不是在谋划怎样发展,而是去考虑如何真正地活着;不是怎样奋发劳作,而是如何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乐;不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精力,而是养精蓄锐以备冬天之不测。我们感到自己已经到达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并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感到已经获得了某种东西,这与过去的荣华相比尽管微不足道,却像是被剥夺了夏日繁茂的秋林一样,仍然有些余晖在继续放光。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捉摸不定、富有魅力却又难以达到的目标,同时紧紧抓住仅有的几件我们清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我们常常喜欢回归自然,以之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尽管丧失了进步与国力,我们还是能够敞开窗户欣赏金蝉的鸣声和秋天的落叶,呼吸菊花的芬芳。秋月朗照之下,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在中国人“家”的概念中,要有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块放养家禽的场地,还有几棵柿树枣树,都要安置在一个宽敞的空间里。
手书而眠,意不在睡;抛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
倦极而眠,犹饥之得食,渴之得饮,养生之计,未有善于此者。午餐之后,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后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觅睡,觅睡得睡,其为睡也不甜。必先处于有事,事未毕而忽倦,睡乡之民自来招我。
卯辰以后,是人皆起,人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
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新闻检查容易实施,近来也已经付诸行动。难办的是,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现状感到满意,有三种途径可达此目的。其一,谋些好差事给那些作家,这方法有时也挺管用的。其二,禁止那帮作家发泄愤满之辞,这自然是愚蠢之举。其三,把现状改进得让国家民族确实满意,这仅仅靠新闻检查部门是做不到的。中国人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两派,且后者居多数。除非是做大量建设性的工作,提出些踏踏实实的设想,保持平衡的批判思维能力,否则光靠标语口号,靠华而不实的唠唠叨叨,是不会造就出一个新国家来的,无论它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老一辈中国人想把中国拉回儒家学说的轨道上,包括对妇女的幽禁,对寡妇守节的崇拜等等,但这反而会[...]
给予比接纳更为幸运。接纳带来了混乱。进步是有趣的,也是痛苦的,更有甚者,进步还常常是丑陋的。伴随着年轻的中国那心灵的剧烈震荡,我们失去了思想的重心,也失去了欢悦的庸见。这个新旧选择调整的任务殊非一个寻常的心灵所能承担,而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是极端地幼稚,脾性是那么易变,观念是那么浅薄。理解;日东西是困难的,明白新东西也不大容易。有些许的浪漫主义,也有些许的自由主义;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缺乏心理稳定因素,对任何旧的东西,属于中国所特有的东西,都感到很不耐烦;极端轻信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到南斯拉夫去搜寻最新的诗人,到保加利亚去搜寻最新的小说家;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时小心谨慎,极端敏感(这只[...]
由于具有很强的大众性,戏剧在中国取得的地位,已经与它在理想国里的逻辑地位不相上下。除了教会中国人热爱音乐之外,它还通过众多的戏剧角色来赢得男女老少的心灵与想象力,教给人们(其中90%以上是文盲)惊奇然而又很具体的历史知识、民间传说和历史的、文学的传统,因而,对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概念,任何一个老妈子都比我强得多,诸如关羽、刘备、曹操、薛仁贵、薛丁山、杨贵妃等等,她都了如指掌。而我本人却因为自幼受教会教育,观剧受约束,只是从冰冷的历史书上获得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了解。我在13岁之前就知道了约书亚的喇叭吹倒耶利哥的城墙,但直到30岁才知道孟姜女寻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这样的无知在中国大众里是少见的。
我们靠言辞活命、靠言辞来决定政治或法律争斗的胜负。
有一则销售丝袜的商业广告竟长达500字,第一句是:“自从东三省沦陷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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