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语言的束缚带来了思想的束缚。文言是死的，根本不可能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结果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情。在这种泛泛而谈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们，完全缺乏逻辑推理的训练，故而议论中经常显示出一种极端的幼稚。这种思想与文学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认为思想与文学互不相关的情形。

但当我们阅读他为母亲写的传记时，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丰硕的果实时，当我们发现它纯粹是模仿古人的语言技巧，人物塑造苍白无力、事实空洞、感情肤浅时，我们有权利感到失望。

假定一个人被迫只能阅读这种散文——肖像描写极其模糊，事实的叙述则轻描淡写——那么这种散文会给他的智慧带来什么影响呢？

优秀的散文不应该讲求典雅，而古典散文却以典雅为唯一旨趣。优秀的散文是自然地大踏步向前，古典散文则是备受束缚，用裹着的小脚走路，且步步都要走得有艺术性。

大学教育给人带来的唯一后果是使他永远厌恶伊丽莎白时代的习惯用语和集注本上的各种解释，以至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将永远避莎士比亚唯恐不及，仿佛躲避毒药一般。

也许中国的候补官员比美国的哲学博士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更为严重。他们都通过了一场考试，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用自己平庸的智力完成相当的劳作；他们也都是纯粹出于商业上的原因来争取某种资格；他们都获得了一种教育，教给他们如何与书本打交道，如何出卖自己别无他用的知识。

事实上，容易在任何百科全书中找到出处的学问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好的学者是不需要百科全书的。我们有不少这样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如果真的需要查考出处，他们也毕竟不太在乎花费一时半刻，或者一天的光阴。英国贵族常常为猎取一只狐狸而忙乎一整天，兴致丝毫不减，中国的文人学士也以同样的兴致去“追踪”自己的猎物。

时常感到，如果中国人能够在其语言中多保留一些词首或词尾的辅音，那末他们不仅能够动摇孔子权威的基础，并且很可能早就打破其政治结构，让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出现长期的承平气象，并在其他方面得以稳步前进，发明更多诸如印刷术、火箭之类的东西来影响这个行星上人类文明的历史。

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学，无疑是想见识一下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心灵是怎样看待生活的，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又是如何各不相同。

“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文学的起源就是这么简单，尽管有文学教授用修辞和作文的技巧来加以拖累。金圣叹还说过：“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白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慷，所言者既已尽所言，即搁笔不得赘一字。”

在一个学者如云的国家，仁义道德反复讨论了2500年，观点毕竟不可能没有重复。事实上，科举考试中的一流作品，要是译成简单的英语，其单纯幼稚程度准会让英国的读者瞠目结舌。出自一个伟大头脑的文学巨制给人们的印象却如跳蚤游戏一般滑稽。于是，作家只能在小说和戏剧的天地里发挥他的创造力，舒坦他的自我，展示他的想象力。

他们害怕被视为异端邪说，就像达摩克里兹害怕头顶上随时可能坠落下来的利剑。这就是对独创性的恐惧。那些自发的文学，总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心灵的自由驰骋”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孔门里的筋斗”翻得无论多么娴熟，也只是孔门里的筋斗而已。

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把孔老夫子称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说教被尊崇为“政治”理论，这实在是命运对他开的奇特的玩笑。让仁慈道德的人来管理政府，如此异想天开的观点，连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都哄不过的。如果这种观点能行得通，我们满可以依靠汽车司机自发的谦恭有礼去调节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交通秩序，而无需红绿灯了。任何一个有点头脑，有点历史常识的学生都会看到依靠所谓道德的力量，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总是世界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官员们比西方官员更堕落。一个简单而无情的事实是，如果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国人一直做的那样，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会成为无赖、骗子或窃贼[...]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